材料一：1640～1660年的内战是英国近代史上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18世纪上半叶，有学派认为查理一世违背宪政原则，内战是议会为了维护宪法原则、保障个人自由而与国王晨开的一场斗争。进入 20世纪后，学术界从社会经济结构入手，对内战进行了新的诠释。主要观点有∶乡绅是乡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在内战的爆发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内战是衰落的乡钟为挽救自身所做的自救运动；等等。虽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内战是英国从传统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关键，但也有学者认为内战是偶发事件，是一场误会。
———摘编自宫艳丽《另辟蹊径的英国内战史研究——读戴维·昂德唐的（狂欢、暴动与叛乱）》
材料二：辛亥革命的轰轰地声掀翻了清朝统治的败堂。在这历史转变的伟大时刻，革命派理应精诚团结，为共同应对旧势力的挑战，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而奋斗不已。但事实与之相反，革命派在澳散的道路上继续滑行。光复会依然奉行"分裂"的方针，攻击孙中山、黄兴，鼓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把临时政府讽喻为"群盗鼠窃狗偷"。而同盟会方面又毫不相让，竭力保持自己在权力分配中的"正统"地位，甚至鼓吹采取非常手段对付对方。
——摘编自陈梅龙《蒋介石与辛亥革命》
素。
材料：国家领导人的公开发言往往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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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内容及时间 |
解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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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
"要使每个农民家庭，连一普特余粮都不剩。"——列宁（1920年） |
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俄国面临国内外敌人的我狂进攻，形势十分险恶。国内战争爆发后，为了把有限的力量集中起来保证战争的胜利，苏维埃政权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中最核心的是实行余粮收集制——将农民除口粮、种子粮以外的一切余粮收集到国家手里。这一举措保证了前线的粮食供应，缓解了城市的饥荒，但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间接导致了四内战争结束后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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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
"如果他们（农民）单个地换粮食，那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应当加以阻挠。"——列宁（1921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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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
"党知道战争日益逼近，没有重工业就无法保卫国家……因此我国共产党也就拒绝了'通常的'工业化道路。"斯大林（1937年） |
20世纪20年代初，斯大林上台时，苏联工业基础薄弱，国家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出于加强国防、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形成了"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模式推动苏联在很短的时间内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为世界工业强国；但斯大林模式因为排斥市场调节，片面发展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严重影响了苏联后续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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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
"应当让企业制定出紧张计划……但这种计划要制定得能够完成。如果说，让一个企业或者工业部门制定出不可能完成的紧张计划，那么，我们必然会使与之协作的其他企业或者部门也都完不成。这样，势必为比例失调制造条件。"赫鲁晓夫（1953年） |
参照材料中的示例，结合所学知识完成空白处的解读。
材料：清初编审户口，分军、民、匠、灶四种户籍，十六岁以上成年男子称"丁"，凡编审在册的成年男子，都须缴纳丁银，但各地额度多寡不一。康熙时编审户口，老不除籍，社不加丁，亡故者仍在籍不除。数代人的丁银负担都集中到在籍男丁身上。有的地方的情况甚至是，"一邑之中，有田者十一，无田者十九"。随着无田农民被迫逃亡，应纳丁银又转由常住人丁负担。康熙晚年，人口隐匿、速亡问题已非常严重。顺治时，陕西南郑、浙江嵊县等地就曾试行过"丁随粮行"和"摊丁入亩"的办法。有的地方将逃亡、去世的人丁的丁银摊入田亩作为土地税征收。雍正帝登基后，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推行"摊丁入亩"，统一依据占田数量征派赋税。占田多的地主须多纳田赋和附加的地丁银，少地和无地的农民则可少交或不交赋税。
——摘编自范文澜《中国通史》
材料：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解决列强之间的矛盾，战后争夺霸权的斗争仍日趋激烈。但是人民普遍厌战，和平主义运动由此兴起，加之俄国十月革命引发的革命浪潮，列强不得不打着和平的旗号，企图掩盖战争并准备扑灭革命风潮。1927年，法国外长白里安建议与美国缔结条约，主张用和平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美国政府照会法国，建议由美法两国向世界发出联合倡议，先由六个主要国家签署白里安提出的非战公约，然后由世界所有国家签署，由此.法国和美国的"双边"公约被改造为"多边"公约，从而美化了美国的国家形象。法国政府虽然不是很情愿，但是慑于美国的实力，不得已同意了美国凯洛格提出的方案。1928年8 月，《非战公约》签字仪式在法国举行。作为《非战公约》发起人之一的凯洛格承认公约"只有教育和道德的价值"。除了麻痹资产阶级和平运动者之外，《非战公约》并没有改变国际形势，也无力阻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摘编自刘德斌《国际关系史》等
材料： 吴于鏖（1913—1993），少时家境清寒，靠奖学金、公费以及知名教授的举荐完成了学业。1947年，吴于度在公费留美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在武大任教的40年里，他还担任武汉大学世界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根据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的决定，1964年，吴先生和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共同主编了四卷本《世界通史》及配套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这是现代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世界历史著作，填补了当时我国高等学校世界通史教科书的空白。同年，他还发表论文，历史地分析了世界历史上包括西欧中心论在内的各种中心论产生的原因及其实质。20世纪 80年代，吴先生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论断启发下，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世界史学科的重要论断，为世界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文学与历史杂志》，埃及《金字塔报》都发表了专门文章介绍吴于度先生的学术思想。
—摘编自李荣建《世界史学家吴于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