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早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质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滨而不得聚会。
—司马迁《史记·平准书》
材料二：武帝的大臣实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这些措施旨在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从公元前119年起，对市场的交易、车辆和财产开征新税，以补充从产品征收的实物税和人口税的不足……一种重五铢的新铜钱被定为法定货币。六年后私铸被禁止，也许禁止令很有效；国家完全控制了铸造新铜钱的资源……政府采取措施，把当时仍由私人经营的采矿权收归国家直接单独控制。结果，在产区设48名专使，以监督铁制品的制造和分配；另外34名专使管理盐的生产和销售……为了缓和局部的或暂时的短缺和防止投机倒把，它还设置官署来稳定物价和协调运输。
—摘编自崔瑞德、鲁准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
材料一：这是一种先秦时代没有的中央集权制度，皇帝的政令，通过三公九卿，直达..乡、亭、里。这是秦始皇最具历史意义的创制，其起因当然与战国时代的列国纷争有关。为了避免再度出现那种状况，秦始皇断然决定废止封建—封邦建国的制度，用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取代封建制度，其历史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不嫌过分，因为这种帝国体制一直延续了两千年。
—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二：每个行省内，各个种族，包括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及南人交参任用，蒙古人和色目人地位高，以形成互相牵制、分权制衡之势..行省权力虽然很大，但对属下官吏的管理只是辅助性的，尤其是任命和迁调大权，都掌握在吏部、中书省和枢密院手中。即便是云南、两广、福建等偏远地区，元廷也会每隔三年派官员，会同行省就地迁调官员..从元代开始，行政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不惜打破自然地理界限以及经济区域联系，人为地造成犬牙史错和以北制南的统治格局。
—李治安《元史十八讲》
材料一：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崛起，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大思想家不像李贽那样表现在自己的行为上，而是更进一步地在思想上表达，他们的那种反传统的思想和对于自我意识的觉醒是跃然于纸上的。黄宗羲在三大思想家中最早对传统统治提出质疑，并且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口号，黄宗羲率先举起反君主专制的大旗帜，让处于底层的人民群众觉醒。
—摘编自李浩《明清之际儒家思想的个体意识》
材料二：从明中叶嘉靖年间到清初顺治年间，是明清小说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一时期，商品经济有了空前发展、城市繁荣、市民阶层壮大，社会风俗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而这一切又滋生了新的价值观念，引发了具有市民反叛意识的人文主义思潮，以白话小说为代表，包括戏剧、民歌在内的市民文学的出现和繁荣，就是城市经济发展、人文思潮兴起的反映。这一时期代表作品是长篇小说《西游记》以及话本小说集“三言，“二拍。
—摘编自张蕊青《明清小说人文意识的发展演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