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孙中山回忆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忠州起义失败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如天渊”。
——李侃等主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革命后）……报纸以监督政府为己任，议论时政得失，评说政府官员，乃至公开斥责大总统。政党、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1921年大中小学生总数超过1911年的一倍，其中女学生增加得更多。
——李侃等主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孙中山晚年颇为深刻地认识到，“建立共和，民权何由而发达？则从团结人心，纠合群力始。”可是，“十年以前，非特一般人不知共和为何物，即知识阶级亦鲜解共和真理，更有甚者，许多人不但不知共和的好处，反而希望满清复辟”……“至于欧美的风土人情和中国不同的地方是很多的，如果不管自己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便像学外国的机器一样，把外国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
——董方奎《评孙中山晚年政体思想的飞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