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隋朝）明确规定九品以上地方官一律由尚书省所属吏部任免，每年由吏部进行考核……与此同时，选举权也集中到中央……代之以……该制度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首先设立秀才、明经等科……一律按才学标准录取。
——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 中国传统政治，既主选贤与能，为何不想出一种皇帝公选的制度来呢？这亦有它外在客观条件之限制。在贵族政治下，皇位容易公选，小国寡民城市国家的皇帝，也易公选。中国自秦以后，却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社会上又没有特权贵族存在，散漫的一千几百个县行政单位，居民多数在农村，皇帝公选无法推行。有一个举国共戴长期世袭的元首，国家易趋安定。只求他不太作恶，利害两权，而容许一个世袭皇室之存在，这不能说是全由于皇帝方面之压力，也不能说是全由于人民方面之奴性。这尽可有一个较近光明的看法，较近情理的说法。
——钱穆《国史新论》
材料一 在河南辉县固围村的战国时期魏墓中，一次出土了160多件铁器，其中有铁农具58件，数件“V”形犁或铁犁冠被发现。
——摘编自张传玺《简明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东晋时期）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矣。
——[唐]房玄龄《晋书》
材料三 唐代租庸调制，务使大家有田地，自可向国家完粮；抽出余暇，为国家义务服役；农业社会里的家庭工业，最要的是织丝织麻，国家征收他一部分的赢余，也不为病。租庸调项目分明，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调。此制的最高用意，在为民制产，在使有身者同时必有田有家，于是对政府征收此轻微的税额，将会觉得易于负担，不感痛苦。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四 公元780年，唐朝推行“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在此之前，历代的赋税征收，或据田亩，或按人口，或据户头。清查户口、人丁，尽可能抑制豪强兼并土地，防止自耕小农破产，均是历代一以贯之的政策。两税法实施后的一千多年中，按资产收税……成为赋税变化的主流。土地占有量是核定资产、征收赋税的首要依据，土地兼并不再是政府关注的主要问题，对土地实际占有状况的清查与登记成为政府经济管理的重要活动。
——据李剑农《中国经济史稿》等
材料一 东汉末年至两晋，儒学信仰日渐失效。据《汉书》载：“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同时，五经博士解释经文，谶纬附会，各家弟子只能严守家法。而且身处乱世，人的生命有如草芥，所谓“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随着东汉王朝的分崩离析，一些儒者开始逾越儒家礼度和经学家法，杂采老、庄之说，魏晋玄学兴起。其仍奉孔子为圣人，力图用道家语言解释儒家经典，并开始为儒学体系探求本体论基础，即“名教出于自然”。经过玄学挣扎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洗礼，国人在两晋时期突然拥有了少见的思辨能力和兴趣，这为中国文化与佛教思想的对话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胡绍军《魏晋玄学研究三十年》等
材料二 从西汉到隋唐的一千余年间，儒家学者偏重名物制度、章句训诂，讲求的是师承家法，对经义本身却无多少争论。反映在察举和科举的各种通经考试上，只是墨义、注疏，不允许对义理内涵作自由发挥。……从北宋中期起，唐代以来主要以诗赋、帖经、墨义取士的做法受到了抨击，经义考试逐渐在科举中取得了重要地位。当时的经义考试，既可承袭旧说，又可自为立说。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进步思想，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
史论认为，黄氏之说，根本上不脱儒家思想理路，却将儒家政治、社会观推演为一更具民本精神之制度化蓝图……若以为其所论仍与“现代”不侔，而定其为无新见，则失于以“现代”事物为绝对尺度。
——赵轶峰《十七世纪中国政治，社会思想诉求的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