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瘟疫发生之后，明王朝作为社会的管理者，自然承担起了应对瘟疫，赈济民众的重任，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对于各地出现的包括疫情在内的灾情，明朝中央政府要求各地方官员必须迅速上报，以便上级部门采取及时的对策。对于报灾不实的官员，常常加以处罚；免除疫区正官进京朝觐，以保证救灾的领导力量和地方政府职能的正常运作，同时派员赈济，督促地方官员，协调救灾工作；明王朝设有专用的救灾仓储制度，为包括疫灾在内的灾害提供固定的物资保证；太医院、医学与惠民药局，是明朝医疗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明政府注重对医疗机构的创制和整顿；在灾疫出现时，明朝皇帝常常下令中央和地方官员要“修省”，甚至皇帝下“罪已诏”，举行祈祷和祭祀活动。
——摘编自陈旭《明代瘟疫与明代社会》
材料二 明后期到清前期农村集市发展情况表
|
省区 |
明代（嘉靖—万历） |
清初（顺治—雍正） |
清中期（乾隆—道光） |
|
集市数 |
集市数 |
集市数 |
|
|
四川（盆地） |
— |
135 |
2484 |
|
湖北 |
— |
548 |
1430 |
|
江西 |
459 |
545 |
976 |
|
福建（不含台） |
131 |
205 |
551 |
|
广东 |
— |
1270 |
1969 |
|
江苏 |
698 |
1112 |
— |
|
安徽 |
294 |
708 |
— |
|
浙江 |
368 |
605 |
— |
（笔者注：苏、皖、浙地方志大多只列市镇，不记集市，因而为集镇数。）
——据赵德馨主编《中国经济通史》
材料三 农村集市历史久远，但其大规模发展是在明清时期。从每个单独的集市来看，它是小生产者之间进行有无调剂、余缺调剂，以满足各自的生产和生活需求。然而，作为一个网络体系的集市，是各种农产品、手工业品的集散市场，是大规模的商品流通的起点和源泉。它使原本互不相关的一个个自然条件、发展程度各异的地区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可以在大范围、高层面上形成地区分工，有利于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
——据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
材料四 黄宗羲不再从血缘关系看待和解析以民为本，他从人的权利与自由
的政治和道德观出发，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主张。这是与古代的以民为本主张的本质区别，是对封建专制压迫人民，蔑视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挑战，是对几千年反人道、反人性的“三纲”政治和道德的批判。
——摘编自陈谷嘉《中国文明起源的特殊路径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
材料 刘晏熟悉商情，在他看来，到处有增加收入的门路。刘晏认为“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足用”。盐是人们的急需之物，因此，税于盐价，使盐利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项目。刘晏增加赋税收入的办法，不是单纯依靠增税，而是通过实行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以促进人口的增加和生产的发展，使税源得以扩大。刘晏改革转运制度，采取雇佣劳动的办法，就是一项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的措施，“养民为先”的政策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赈济贫民问题上，刘晏有独特的主张，他不赞成仅进行无偿的直接赈给。因此在发生灾荒时他除了及时进行减免赋税和必要的贷放外，主要是利用常平法，在灾区出卖粮食，收购其它杂货，运往别处出卖或留给官府自用。他认为这样做既不会造成国用的不足，又能使“下户力农”得到实际好处。
——摘编自《旧唐书》《新唐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