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在宋朝，书法真正实现了由书法技艺到书法艺术的转变，宋代为书法赋予了更具风雅的色彩。在宋代后期，南宋以及金代的大多数文人书法家，在书法风格方面或多或少都沾染了以苏、米等人为代表的书写风格。宋代书法在风格上充分展现了当时时代的特点，自由潇洒，颇多趣味。但令人遗憾的是，自宋代以后一段时间的书法仿佛丧失了活力，书法的风格“中规中矩”，不再如宋代书风那般充满趣味。而到明代中期之后，文人志士则使得宋代书风再现于世。他们大力推崇宋代书法风格，如以祝枝山以及文徵明等人为代表的吴门书派。
——刘碧新《以宋代为例研究书法的时代特征》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中任一时期书法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
近代以来，主要是两次重大的“变身”决定了西方今天的世界地位。第一次变身，是在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中完成的。经过这场长达三十年之久、血腥惨烈的多方混战，西方国家从宗教共同体变身成为了民族共同体。……第二次变身，则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主导的“泛美利坚和平”之下，西方国家从政治共同体变身成为了经济共同体。在这样一个理解框架中考察中国，可以看到，中国实际上也先后完成了这两次变身，但用了远比西方短得多的时间。大体上，第一次变身是由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在中国的最终实现；第二次变身是由邓小平领导的，今日中国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简言之，如果说近代以来这个世界只有两条硬道理：第一个是“问题不在宗教，而在民族！”，第二个是“问题不在政治，而在经济！”。那么，西方做对了，中国也都做对了。而相比较而言，中国花了小得多的代价。
——摘自文扬《从世界近代史看中国的成功》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材料整体或任意一点自拟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始于俾斯麦执政时期。德国统一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运动高涨，俾斯麦政权在镇压工人运动的同时，也积极促进工人的福利，改革社会弊端。面对日益迫切的社会保障需求，德皇威廉一世于1881年11月发布诏书，要求“最大限度的保障需要帮助的人”，首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构想。在俾斯麦的推动下，议会先后通过了《工人医疗保险法》、《事故保险法》和《养老保险法》。这既是德国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雏形，也是世界范围内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萌芽。德国是世界上首创立法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不但历史悠久，而且体系完善，为后来德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保障与改善，社会的稳定与团结，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很多国家所借鉴。
——摘编自李愚昊《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简述》
材料二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成功实现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贫困人口脱贫，演绎了充分发挥中央权威理性化优势，带动地方政府与社会协同的治理贫困的模式。中国扶贫模式的探索与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发展进程相一致：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扶贫减贫成效，之后经历了“大水漫灌”的普遍救济式扶贫到区别对待的区城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最终确立了发展式扶贫。中国的扶贫模式是一种基于“共同富裕”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国家目标，而不是西方为赢得选举而安抚选民的功利手段；是一种旨在帮助贫因人口形成致富能力的发展意义上的分配制度，而不是西方“托底式”的功利性社会救济。中国的贫国治理用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福利分配方面的政治优势，有力挑战了西方传统的福利国家理论，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具有参考性的方案。
——摘编自谢岳《中国贫困治理的政治逻辑》等
材料
19世纪80年代后，科举制度改革步伐明显加快。传教士觉得如果想要控制和引导中国社会改革的方向，就必须为科举制度改革提供合适的方案。于是他们提出了种种改革科举制度的设想。传教士欲效仿文艺复兴时期借复古求解放的形式，主张复辟古时乡举里选制度，恢复科举考试的传统科目，并以传统实学为考试内容，丁韪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认为，科举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但它需要移植一些西方的理念，以使之适应变化了的现代生存环境。学校重在育才，而科举重在选材。二者是相辅相成，但在科举社会中二者却混为一谈。学校沦为科举之预备场所，科举成为学子之最后归宿，因此有些传教士提出予新人才以旧功名的设想，从而把学校教育和科举考试整合为一，以达到变革科举之效。尽管清政府迫于形势而不得不变革科举，但科举改革仍然步履蹒跚，传教士企图通过设立新的考试制度作为示范来推进科举改革。
——杨齐福《西方来华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科举制度改革》
材料
从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到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局部战争阶段的法西斯侵略行为采取了逐步推进、各个击破的蚕食战略，而那些有能力遏制侵略的国家在自己尚未面临直接入侵的威胁时，并没有表现出同仇敌忾的反侵略意志，他们试图以牺牲他国利益来诱导侵略者转移进攻方向，实现民族利己主义的自保目标……由于当时缺乏整体性的反侵略机制，被侵略各国没有形成统一战线，他们不得不在孤立状态下承受侵略者的打击和占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法西斯国家对人类社会构成的“普遍性威胁”已成为众所公认的事实。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人类的整体利益凸显出来并得以推动各国政府寻求联合抗敌的有效途径和机制，原来分散的反侵略斗争由此汇聚为一场规模空前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人类的共同体意识得到了一次超越民族主义的提升。联盟的机制和效应已经展现出高于民族主义的人类正义理念，正是这些超越民族和国家的普遍性理念，使原本的民族国家间战争升华为捍卫各国人民整体利益的世界性反侵略战争。
——摘编自余伟民《反法西斯联盟与人类整体利益——再论二战教训的当代意义》
材料 梁思永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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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 |
梁思永出生于上海（一说是澳门），是梁启超次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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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 |
梁思永考入清华留美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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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 |
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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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 |
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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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 |
为驳斥日本“满蒙非中国领土”的谎言，他冒着战火，来到东北昂昂溪五福遗址进行调查、发掘，其发掘报告《昂昂溪史前遗址》，以翔实的事件证明史前时代中国北部与中国东北在人种上及文化上是一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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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春 |
梁思永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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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秋 |
带队发掘了山东城子崖遗址，发掘的结果证明，殷墟与城子崖两地的黑陶文化基本相同，并推动了殷墟发掘中“地层学”这一先进考古技术方法的运用，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树起了一座里程碑式的坐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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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 |
梁思永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这是中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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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至1935年 |
梁思永三次主持殷墟发掘，使湮没地下数千年的古老遗址得以大面积呈现，所发掘的商代大墓规模浩大，雄伟壮观，出土文物令人瞠目，举世震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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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8月 |
梁思永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考定了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 |
——摘编自岳南《南渡北归·南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