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独尊儒术后，董仲舒以政府要员和正统学者的身份对存在争议的“天谴灾异”理论进行了肯定。在政治方面，“天谴灾异”理论将君主的无道行为对应为天降异象、火山地震、伤败乃至失去政权等层次，使君主注意自己的言行，并根据五行之间的关系来推演政治司法活动，提出自然界的突发变异与政治上的失误有关。历朝历代统治者常常会因灾异而联想到冤狱，并由此产生录囚、热审、大赦等制度，以弥补封建司法体系自身存在的缺陷。
——摘编自李林晓《道家、阴阳家对董仲舒法律思想的影响》
材料二
朱熹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认识到儒家思想对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他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思想重新解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关注社会基层民众的日常言行、所作所为，希望从基层着手，改变家族与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他对基层民众做了“理”上的规定，并潜移默化地对他们进行渗透，久而久之，民间便出现了因受到不公平待遇而喊出“伤天害理”“天理何在”的流行语言。朱熹还编著了《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衣着、语言、行为等都提出了道德性的行为规范。
——摘编自樊树志《朱熹新儒学：从“伪学”到官学》
材料
在近代中国，救亡的历史任务唤起了中国式的启蒙，启蒙的核心内容就是民主。近代中国最大的民主就是完成救亡与启蒙这两大历史主题，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民主在承载救亡与启蒙的历史任务的同时，也被阶段性演进的救亡与启蒙所修剪和修正。客观地讲，历史主题就是中国民主必须遵守的历史规定性。民主的选择与建构，从形式到内容都必须接受救亡与启蒙的检验。实现民主在内容、形式上同救亡与启蒙两大历史主题相统一，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构成了整个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与演化的中轴线。
——摘编自刘永春《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中的民主问题研究》
根据材料，围绕“近代中国救亡、启蒙、民主”自拟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一
文艺复兴发源于意大利，这与意大利城市生活的发展有很大关系。意大利的城市以工商业和银行业致富，城市生活丰富多彩，世俗生活和个人的发展受到重视，这为思想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沃土。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才辈出、众星云集。14世纪，佛罗伦萨产生了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三位著名的开拓者。文艺复兴盛期出现了“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在当时意大利的社会生活中，才干、手段和金钱代替了出身门第，成为任何出身的人爬上社会高层的阶梯，人们藐视关于来世或天堂的虚无飘渺的神话，追求物质幸福及肉欲上的满足，反对宗教禁欲主义。
——摘编自杨宁一主编《历史学习新视野、新知识》
材料二
拿破仑说：“大革命是思想家的业绩。”路易十六也曾哀叹：“伏尔泰和卢梭亡了法国。”从美国的《独立宣言》、1787年宪法，到欧洲封建君主国家的“开明专制”，在世界各国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过程中，无论根据本国历史条件采取哪一条道路，都得从法国启蒙思想中找到理论武器。但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自由”“平等”“人权”等基本政治口号，尽管在当时是进步的，但含有特定的阶级内容。所有启蒙思想，包括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内，提出“意见支配世界”和“理性支配社会”都无例外地陷入唯心论。而且启蒙思想家们设计的“理想王国”也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妙。
——摘编自黄振等《世界近代史重点和理论问题研究》
材料
商鞅变法从土地制度改革入手，推行封建国家土地私有制，在此基础上按军功爵制分配国家土地，并推行实物地租制改革，对生产关系进行了调整，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商鞅采用与推行农战结合政策相适应的鼓励农业生产的财政政策，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秦国的农业生产取得显著的发展；通过实物地租制将粮食等农产品收归国家掌控，实现了富国的目标。商鞅通过整顿户籍制度，进一步掌握秦国的人丁兵源，为国家赋税徭役的征派奠定了基础。商鞅推行军功爵制，将军功与利益挂钩，调动了士兵作战的积极性，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实现了强兵的目标。商鞅变法的成功在于其“令出必行，取信于民”，在于“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秦孝公在位时，由于变法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商鞅变法得到较顺利的推行，并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但在秦孝公去世后，旧贵族势力对商鞅反攻倒算，由此造成商鞅叛逃被杀的悲剧。
——摘编自李玉环《商鞅的财政改革》
材料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日关系在远东地区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两国关系又在很大程度上为两国外交理念所左右。战后初期，美国外交充满了自由主义因素，日本的外交则深受现实主义的影响并富有进攻性。受此影响，美日两国在太平洋岛屿问题和中国问题上分歧严重，双边关系也随之恶化。（美国）共和党政府上台后，现实主义开始主导美国外交；而日本迫于内外环境的压力，其外交更多地展现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色彩，并积极与美国改善关系。这种外交理念的变化使得两国协调一致并解决了诸多争议性问题，促成了双边关系的缓解。
——摘编自戴宇、石瑜珩《一战后美日外交理念的转变及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材料
朱继圣（1894-1972)，浙江鄞县人，著名实业家，少时便考入浙江第四中学，后留学美国攻读经济学和银行学，获硕士学位。1919~1920年，朱继圣进入美国企业实习；1926年，出任北京仁立公司经理后，多次出国考察，不断提高地毯质量，将自己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1930年，在天津建立“仁立”毛纺厂，生产出著名的“天马牌”毛纺织品。为了让企业走上新的经营道路，他注重了解市场需求，着力打造品牌形象，用人唯才，资助青年职工外出求学，鼓励职工提高自身文化水平。抗日战争期间，朱继圣主动放弃日本军界生意，将羊毛染成黑色和深蓝色，防止日军征用为军装材料。新中国成立后，他从国外调回资金以恢复生产的做法，很快轰动全国，天津、上海等商户纷纷响应。
——摘编自肖桂林《朱继圣：一个民族企业家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