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在周朝的旧国当中，从没听说过是商朝的后裔，而唯一奉殷祀的宋国，却是周人所建。可知王子分封的事在商朝若不是绝无，亦稀有。但在周朝，则不然了。王位是以嫡长子继承的，王的庶子除在少数例外的情形之下（如王后无出，或嫡长子先死）都没有为王的资格，所以文王、武王的庶子都受封建国，其后，周王的庶子在可能的限度内也都或被封在畿外建国或被封在畿内立家。商、周间的这一大差异产生了以下两种重大的结果：第一，因为王族的向外分封，周朝王族的地盘比之前商朝大大扩张了，王室的势力也大大加强了，同时王的地位也大大提高了。周王正式的名号是“天王”，通俗的称号是“天子”。第二，王族的向外分封也就是周人的向外移殖，这促进民族间的同化，也就助成“诸夏”范围的拓展。
——摘编自张荫麟《中国史纲》
材料一 董仲舒附会《春秋公羊传》，利用阴阳家的神学观把思孟学派的“天人合一”论和荀子的政治哲学结合在一起，为皇权装饰圣光，从而使儒学披上了神学的外衣。他把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装进阴阳的框架，加上一个最高的主宰“天”，成为一种神秘的天人感应论。他所强调的不是从道德伦理意义上探讨人格的完善，而是着重论证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三纲”论之不可移位。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特点》
材料二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最脍炙人口的两句话，一是“为天下之害者，君而已矣”，二是“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前一句可概括为“君为民害”论，批判的矛头直指秦王朝以后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后一句可概括为“民主君客论”，伸张的正是主权在民，君须为民服务的思想。黄宗羲认为，天下之大，事务纷繁复杂，并非一个人就能治理得了的，必须由众多臣子共同治理，于是有了君臣的分工。而君臣关系并非像父子那样是不可改变的亲情关系，而是像师友那样可以选择的平等关系。他痛感道学的空谈，主张明经通史，以求经世致用。
——整理自吴光《论黄宗羲思想的民主内涵及其历史地位》等
材料一 皇帝不可以未经中书门下（三省）和枢密院而将“圣旨”以“指挥”的形式直接下达有关机构，否则，便不符合“国体”。中书门下（三省）和枢密院在接到皇帝批发的“指挥”后，也要参照前后敕令审度可否，然后行下。这样，能够防止内外臣僚通过不正当途径要求皇帝“内降恩泽”，防止“侵紊纪纲”增长侥幸”。中书门下（或中书省）和枢密院“宣奉”皇帝的命令，还要录付门下省审读，藉以驳正二府的失误。
——摘编自白钢《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二 有人统计：“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事务的庞杂，使朱元璋感到“密勿论思，不可无人”……于是，同年九月，朱元璋依仿古制，设置了四辅官，但任四辅官的王本等人“皆老儒，起田家，惇朴无他长”，不能胜此重任，相继致仕（退休）。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又依仿宋制，设立殿阁大学士……大学士为皇帝的侍从文臣，兼备咨询，由文官兼任。但终洪武朝所设殿阁之职，对国家事务“鲜所参决”，仅备顾问而已。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