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54年4月，周恩来在日内瓦机场发表讲话说：“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保障亚洲的和平”。5月1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邀请周恩来和英国领导人艾登会面。经过谈判，9月，中英两国建立了代办级外长关系。在日内瓦，中美双方先后进行了4次会谈，这是以后1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前奏。
——摘编自赵学功《中国与第一次日内瓦会议》
材料二：“文革”狂飙的突起使中国日益陷入全面动乱，迫切要求有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便集中精力解决好国内的问题。中国也希望中美和解解决台湾问题，实现民族统一大业。1971年4月21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渠道”给美国领导人一个口信，表示愿意接待美国特使到北京会谈。5月17日，美国方面作出答复：美国总统本人准备到北京同中国领导人直接会谈。
——张保军《论中美关系的解冻》
材料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提出“人生而高贵”。他们认为在上帝创造的世界中，只有人才是最高贵的，“人的高贵超过了天使”。彼得拉克宣称，“天地之间的万物生灵被创造出来，只是为了服务于人类”，“人是整个物质世界的王，像上帝统治着整个宇宙一样统治着可见的物质世界，上帝创造人的目的是要他来统治万物”。费奇诺认为：“人是地上的神，凡它真正想得到的，都有能力去做，而使人得救成圣的道路则是通过科学、智慧的法术”。
——张国臣《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关于人的内涵》
材料二：启蒙运动有破有立，破立结合。启蒙运动者不仅攻击的目标十分明确，而且宣扬的中心也非常清楚。恩格斯指出：“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的头脑”，美国的独立战争的胜利，可以说是启蒙运动的第一曲胜利的凯歌。拉美独立战争的许多领导人都曾在欧洲受到启蒙思想的熏陶。受启蒙思潮的影响，德国出现了“狂飙运动”，歌德等人领导了文学革命，康德发动了哲学革命；俄国出现了普希金、拉舍夫领导的反农奴制的思想斗争。
———陈紫华《启蒙运动》
材料一：中华文化崇尚天人合一。春秋时期，劳资提出“道”的概念，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战国时期，荀子论述了“天人”关系，他们以朴素的唯物史观解释自然，摒弃了天命的绝对权威，建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
——摘编自金鸿儒《国学十二道》
材料二：这场“古文运动”，实际上也是一场复习儒学的运动，只是它复兴儒学没有成功，只能算是对复兴儒学的一次大声呼吁。韩愈复兴儒学的主张得到李翱的支持。韩愈及李翱出于对佛道的深恶痛绝，希望能够从思想上彻底扫清现实世界的污浊，凸显“道”的合理性与普遍性，希望“道”能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李翱作《复性书》三篇，论述“性命之源”等问题。
——张敏杰《一百位中国古代思想家》
材料三：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内城，南半是外城，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这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是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故宫外朝的殿宇普遍比较高大。特别是中轴线上的“三大殿”，不仅高大，而且还矗立于三层台基之上，在空旷的广场中显得尤为壮观。
——梁思成《梁思成古建筑考察与北京城规划》
材料一：甘地主义属“宗教道德型”民族主义。甘地把经济分为正义的经济和非正义的经济。所谓正义的经济，即它与道德标准相一致；所谓非正义的经济，是指为发财、赚钱而缺乏道德行为。在甘地看来，一个社会不至于衰败而能够生存和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人都在劳动。如果人们不劳而获，就是自我毁灭。甘地说：“如果通过采用科学的新发明，之用三万人就能生产出全国需要的商品，他对此毫无异议，问题是：剩下的人去干什么，如果千百万人失业，无工可做，因而生活困难，那就有问题了。”
——王树英《中印文化交流》
材料二：最后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发生在1942年，日本军队已经逼近印度的国门，威胁着印度的生存，也直接影响到英国在印度的利益。在美国的敦促下，丘吉尔向印度人民做出保证：日本被战败后，印度将取得自治领地的地位。甘地和他的追随者拒绝了丘吉尔提出的条件。他们打算再开展一场非暴力抵抗运动。甘地把运动的目的归纳成一句话：“退出印度”。
——高丹《简评甘地及其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材料三：1947年在孟加拉各地苦行游说，前后行程185公里，走访47个乡村，致力于平息宗教仇恨。8月14日子夜，印度宣布独立，普天同庆。以绝食祈祷、纺纱度过了独立日。
1948年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团结开始最后一次绝食，1月30日17点17分，在晚祷会场被一个印度教狂热分子枪杀，终年78岁。
——王志艳《时代印记 寻找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