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边疆治理上，秦始皇 “并一海内，以为郡县”，设官置守，进行管理。在东北设立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五郡，在东南设会稽郡，为了有效管理边疆，秦始皇还大规模向边疆地区移民，仅向岭南地区就移民55万人。通过移民垦殖，秦朝统治者还把统治核心地区的农耕技术和经济模式推广到边疆地区。汉代更多的采用“因俗而治”的羁縻政策。经过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孕育和发展，“因俗而治”的羁縻政策在隋唐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陈跃《“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中国古代王朝治边政策的双重变奏》
材料二 清朝把郡县制深入推广到边疆地区，在此设治，一如内地，直接纳入到国家管理，国家直接派官管理。清代赶在西方列强大规模入侵中国之前完成边疆的行政设置，对于近代捍卫国家主权有重大意义。
——李治亭《论清代边疆问题与国家“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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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反对外国侵略，构成了近代爱国主义乐章的主旋律。反抗侵略的思想是极其丰富的。中国人民除在武力上进行抵抗以外，还利用多种形式进行抗击。他们几乎把生活中各种活动都与反对外国侵略联系起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救国思想：“商务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洋务救国、民权救国、革命救国等等。”以“救时、保国、救世”命名的书刊、团体层出不穷。
——摘编自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主义》
材料二 文化本是人类控制环境的工具，环境不同，文化自因之而异。及其兴起以后，因其能改造环境之故，愈使环境不同。人类遂在更不相同的环境中进化。其文化，自然也更不相同了。文化有传播的性质，这是毫无疑义的。此其原理，实因人类生而有求善之性，智与相爱之情仁。所以文化优的，常思推行其文化于文化相异之群，以冀改良其生活，共谋人类的幸福。其中固有自以为善而实不然的，强力推行，反致引起纠纷，甚或酿成大祸，宗教之传布，即其一例。……居中国而言中国，欲策将来的进步，自必先了解既往的情形。即以迎受外来的文化而论，亦必有其预备条件。不先明白自己的情形，是无从定其迎距的方针的。
——摘编自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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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英格兰作为岛国，没有什么富裕的陆邻可以去征服。英格兰人索性放手让贸易去自行寻找领土。他们吮吸着全新的赤道作物作为财富之源，发现了或强行建立了许多市场，用以销售他们制造业的产品。英格兰经济帝国的第一大步是在美洲迈出的，通过拓殖北美和加拿大，还有西印度群岛，形成以美洲为重心的“大英第二帝国”。19世纪初叶，大英帝国的枢轴从美洲转移到印度，后来加上缅甸，形成了“大英第三帝国”。在这里，东印度公司的主体利润是从棉花和鸦片产生的财富，其中鸦片被强销给中国，以换取茶叶和丝绸。这个“大英第三帝国”又被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构成的“白色领土”所增强，并在一定程度上被非洲领土所增强。发展到19世纪中叶，大英帝国拥有了广袤的版图，几乎占到世界陆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它寿命很长，从首度拓殖北美之日算起，长达三个半世纪。
材料二 当战争与贸易携手而来时，英国对世界历史做出了一份最独特的贡献——一种新型的帝国应运而生。先前的帝国皆为军事帝国和宗教帝国，偶然诞生于英国的这个帝国有一个最大的怪异之处：它的原始目的居然是赚钱——对于一个店主统治之国恰如其分。如果依靠从本国派军压制它所掌握的众多种族和人民，英格兰不可能凝聚这个帝国，那么大英帝国靠什么凝聚？它在印度首创了一个方法，然后又没用于非洲殖民地，这就是间接统治或代理统治的技术：将权力下移，充分利用殖民地当地统治者的精力和技巧。
——以上材料摘编自[英]艾伦·麦克法兰《现代世界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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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是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发动者，在推动俄国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亚历山大二世很早便认识到尼古拉时期对外政策的软弱无力，为恢复俄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威信，沙皇和政府开始寻找新的途径、采取新的措施改变内政。克里木战争的失败暴露了俄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改革势在必行。经过多年的学术探索，俄国学者
终于认识到沙皇在改革开始阶段的重要作用，逐渐摒弃 “革命形势”说和 “自下而上”说等陈旧结论。
——摘编自张广翔《俄国学者关于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的争论》
材料二 改革派属于既得利益集团，其带土地解放农民的主张体现出其进步性，得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支持，最终废除农奴制，授予农民土地，从而强化了改革派的力量。改革虽然没能解决俄国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最核心最尖锐的农民和农业问题，但它是俄国全面现代化的标志，不能因此而忽略改革开始后陆续在地方自治、教育、军事等领域改革的进步意义。
——摘编自唐艳凤《俄国农奴制改革法令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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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融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孔子从他的仁爱出发，“仁者，爱人”，“忠恕为仁”，他秉持一种以人同此心的假定为基础处理夷夏关系。他主张夷是可变的，各族可以亲近兼容。所以传统处理夷夏关系的原则就是‘观德不耀兵”……儒家强调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应当以德服人……在此，孔子提出了自己的民族政策，即主张各族人们和平共处，友好往来，通过经济文化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之后，自然融为一体。孔子还明确指出武力征服强权压制的办法后患无穷。
——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
材料二 汉武帝统治时期以儒学处理民族问题、制定民族政策，促进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汉武帝在统一过程中除对匈奴、南越用兵征伐外，其余基本上是通过和平交往逐步实现的……汉代对周边少数民族的统一，重视的是政治统一，其他如文化、习俗、社会组织、经济形态，可以“尽如故”……汉武帝不断招抚匈奴降将，争取、分化、联合少数民族进步势力，以德服人……武帝即位之初按传统搞过和亲，但匈奴贵族反复无常，侵扰仍未中止，才迫使他兵戎相见……儒学及汉武帝的民族政策对汉代及后世封建时代处理统一过程中的民族关系，开拓、发展和巩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人在大一统影响下保持一种民族凝聚力，使中国能以统一的大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
材料三 隋唐时期汉族与突厥、 吐谷浑、吐蕃、鞋羯、回纥、南诏、西域等民族广泛融合，形成中华民族新的代称——“唐人”， 奠定了现代中华民族的基础。至今，海外的唐人街、唐服唐装、东亚一些国家的唐代建筑等，无一不是唐代民族融合直接或间接产生的结果。
——公茂虹《解读中国梦：一个古老民族的百年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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