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宫城正南门宣德门前的南北向大街称为御街、天街，自州桥“出朱雀门（内城正南门）直至龙津桥”，是主要的饮食业中心之一，尤以夜市著名，营业“直至三更”。城内著名的“酒楼”，有马行街东货行巷的丰乐楼；此外，“州（指内城）东宋门外仁和店、姜店，州西宜城楼、药张四店、班楼”，等等，“在京正店七十二户”，“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营业。……“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各种货物皆有。
--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二：明清时，唐宋以来被称做“草市”的新型市镇得到充分发展。据统计，宋代江浙地区在行政中心之外，出现了71个市镇，明代达316个，清代增至479个，市镇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过数十里。一些市镇的规模与居住人口都超过府县治所，这些市镇充斥着米行、布庄等手工作坊，收纳周边各民户产品，进行深加工，吸引外地客商。行销远方市场。
--摘编自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文集》
材料一 汉兴，把秦郡划小，将一郡分成数郡。汉武帝时，在郡级政区之上设立了十三个监察区，监察地方高级官员。东汉末年，为了镇压黄巾起义，授予监察区长官州牧兵权、财权和政权，州变成了郡以上的一级政区，州牧渐成割据独立之势。坚持二级制政区是统治者的愿望，所以，隋统一后，撤销郡级政区，重新简化为州县两级。唐承隋设两级政区，但安史之乱以后，作为监察区的道和藩镇结合，又形成州以上的一级政区。
材料二 为避免重蹈前代覆辙，宋初将地方政府恢复到州县两级，但同样陷入管理幅度太大的困难。为此，宋代统治者设置了高层政区—路，但不设路一级的单一长官，把路虚化。路、州、县的官员由中央官员担任，宋代行政区划变成中央官员的分治区域，而不是地方官员的行政区域。元明清三代都是国土广袤的大帝国，只能采用多级制的地方政府，如元代就形成了最多达五级的行政区划，但结果仍能维持高度中央集权，自宋以后，古代中国历史上不再出现因割据而产生的分裂局面。
--以上材料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
材料一：清初建立的历代帝王庙，除了供奉三皇五帝以来的历代开业帝王外，还增入辽太祖、金太祖、明太祖等皇帝进行祭祀。康熙帝将宋朝以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统治家法作为治国政纲，乾隆帝更是提出“中华统绪，绝不断线”的观点。康熙帝还专程前往曲阜瞻拜孔庙，重用李光地等儒臣，乾隆帝时编订出版了汇通各族文字的书籍和词典。针对“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雍正帝驳斥道：“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摘编自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等
材料二：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发生动摇。王朝国家认同出现严重危机。甲午战争后，梁启超积极宣传民族国家观念，他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欲立于民族国家之林。就必须获得广大民众认可，成为一个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并在中国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意识。革命派提出。中国在“异种残之，外邦逼之”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殆不可以须臾缓”。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一再强调“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满、汉、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辛亥革命后期，许多民族主义者将“中华民族”进行重新阐释、赋予其“中华民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新内涵。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