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西方最早的国家形式是古希腊各城邦，国家观念也随之出现。随着基督教的出现，神学国家观逐渐形成，教会提出国家存在是因为人有原罪，国家是减轻原罪所必须的安排，国家是上帝的产物。启蒙运动时期的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都用社会契约论来阐释自己的国家观念。霍布斯认为人生是自私自利且充满恶意的，理性为人们提出一些简单可行的和平契约，每个人都同意把权力和力量转让给主权者，从而形成国家。洛克强调人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否则人民将有权革命，强调政府必须实行法治和分权。
﹣﹣摘编自《西方文明史》等
材料二：中国传统的君主统治形式实质是“家天下”，它将家和国联结成一个“共同体”，“家长”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主体。维新时期，梁启超批判旧的国家观念，介绍西方新观念。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速养成自己的国家观念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强调只有兴民权才能强国家，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决于公论。他更明确了君、臣、民三者的关系，君和臣都是为民办事者。
﹣﹣摘编自《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等
材料：科学技术正像希腊神话里的具有前后两个面孔的门神雅努斯，开启光明，也带来黑暗。一百多年来，特别是 20世纪以来，人们对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文明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科学主义、工业主义究竟是人类的福祉，还是人类的灾难，也一直有这样的两种认识。
第一种是肯定的、乐观主义的认识。对现代科技和工业文明的发展持赞扬态度者，视之为建立一个富足、自由的人类社会开辟了一条阳光普照的大道。韦伯曾借用席勒的名句“为世界解除魔咒”来描绘西方社会理性化进程。如果以科技为带动此进程走向普遍化的最重要动力，那么，“解除魔咒”之功应当归之于现代科技。……
第二种是否定的、悲观主义的认识。激进的反工业化、现代化者强调现代科技和工业发展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批判者认为：科学技术进步乃至整个现代工业文明导致一种以科技为主导的“科技理性”。标准化、工具化、普遍主义和技术进步观念等等垄断了社会生活，造成冷冰冰的技术统治。人类的创造反过来控制了人类。
﹣﹣董正华编著《世界现代化进程十五讲》
选择材料中关于科技进步的一种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说明。（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充分）
【历史﹣﹣选修1：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1985年5月颁发《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认为当前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关键，就是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在国家统一的教育方针和计划的指导下，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1986年3月，国务院发布《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决定扩大高等学校在招生、毕业分配、干部任免、外事、教职工聘任、教师任职资格评定、教学科研工作等方面的管理权限，高效党委集中力量抓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1988年4月，国家教委下发《关于高等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意见》，要求建立校务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至1989年初，全国已有100多所高等学校实行了校长负责制，涌现出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先进典型如武汉大学的教育教学改革，华中工学院的师资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上海交通大学的管理体制改革，深圳大学的办学体制改革等。
﹣﹣摘编自杨东平《重温和借鉴：80年代的高等教育改革》等
材料：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旧的“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反动法律”，作为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的董必武指出“旧的必须彻底粉碎，断的才能顺利成长。”而对既有旧的法律从业人员、他的办法则是改造，从1949年下半年到1952年上半年有4000多名旧司法人员经过改造，被吸收到司法部门参加工作。在新的法律不能立即制定出来之前，董必武一方面指示“各级司法机关办案，有纲领、条例、命令、决议等规定的从规定；没有规定的，照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办理。”使得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家各层面的运行都做到了“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在1949年至1953年间，他直接“参与和领导制订的各种法律、法令和条例就达到3000多种”，在1949年到1951年间，相继成立了中国政法大学、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等，逐步创建了一套适合中国当时客观需要的多层次、多途径培养各种法律人才的法学教育系统。
﹣﹣摘编自王立《董必武对中国法制的两大贡献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