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北宋《吕氏乡约》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乡约，对后世明清的乡村治理模式影响甚大。“乡人相约，勉为小善”。《吕氏乡约》的宗旨在于使邻里乡人能”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吕氏乡约》要求乡民按照“长幼有序”原则遵守相关礼仪规定，列举了酗酒、赌博、斗殴、失信、造谣等不良行为，制定了相关的惩罚措施。《吕氏乡约》规定“约正一人或二人，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专主平决赏罚当否”。”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聚，具酒食”。”遇聚会，则书其善恶，行其赏罚”。”若约有不便之事，共议更易”。 ”吕氏乡约于君政官治之外别立乡人自治之团体，尤为空前之创制”。”乡约乃私人之自由组织而非地方之自治政府。且所约四事，偏重道德。经济教育诸要务，均在合作范围之外。衡以近代之标准，实非完备之自治。”
——选编自侯少龙《传统乡约与古代乡村治理研究》等
材料二：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治安问题，除了依靠保甲制度监督外，主要是依靠作为州县官助手的衙役来维系。地方官可以雇佣比编制多得多的“白役”以供驱使，“白役”事权重叠，以维持治安为主的衙役常被交予催收钱粮等杂务。清末，政府在中央设立专门的巡警部(后设民政部)、在各省设立巡警道或警务总局，专门负责警察队伍的创建与管理。警察按照等级对应享有相应的薪酬。对所辖警察的言行有详密的规范制约，并以《章程》的形式明文规定。地方的警务系统设立和维持的经费由中央向地方财政过渡。清末警制改革有一定成绩，但所需经费也加剧了地方政府对民众的盘剥，加剧了国家与基层的直接冲突。
——摘编自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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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
历史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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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世纪 |
在哥伦布到来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主要的杀手是旧大陆来的病菌。印第安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因此对它们既没有免疫能力，也没有遗传抵抗能力。 ——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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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 |
葡萄牙人率先在亚洲展开植物学和医学研究，加西亚·多达研究印度植物和药物，于1563年写出《药材与药品的对话》，此书在全欧洲受到欢迎，并且翻译成拉丁文和其他欧洲语言文字。 ——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医疗与帝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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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 |
1817年--1870年，欧洲和美国出现了几次大霍乱。霍乱在1830年出现于俄罗斯，很快横扫了欧洲，在第二年抵达英国，接着在1830年出现在魁北克、蒙特利尔和纽约，发展成为一场全球性传染病。 ——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提《医疗与帝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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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 |
18世纪90年代，杰出科学家爱德华·詹纳开始推介牛痘接种法，到19世纪早期超过10万英国人实施了接种；牛痘接种法后来经由广东传入中国。 ——(美)肯尼思·F·基普尔《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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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
20世纪后，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增强，以传染病控制等国际卫生问题也日益突出，西方国家组建了更大规模的国际卫生机构。1907年，国际公共卫生局在法国巴黎建立，该组织成为第一个突破区域限制的常设卫生组织。 ——马琳《我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回顾与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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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 |
2003年5月中美在北京召开“中美SARS疫苗研发与生物治疗”研讨会，双方就在早期诊断技术、以单克隆抗体法攻克SARA方面进行合作。 ——许玉、张晓丽《我国突发传染病事件中的科研合作与对策浅析》 |
从上表材料中提取两条或两条以上信息，拟定一个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行文要求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新中国成立初期，有限的医疗资源大都集中在城市，农村医疗和医药匮乏的状况一直是党和国家焦虑的问题。1955年，在缺医少药以及政府卫生部门还没有力量顾及农村的大背景下，山西高平米山乡建立了首个由农村社员、医务人员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共同集资的保健站，开创了合作医疗的先河。之后，在山西、河南、河北、湖南、贵州、山东、上海等地农村出现了一批由农业合作社举办的保健站和医疗站。1956年，河南省正阳县王店乡团结农庄创造性地提出“社办合作医疗制度”一词。1958年，合作医疗制度的村覆盖率达到10%。合作医疗采取“合医合药合防”的运营模式，通过开发本土药品满足了当时农民的用药需求，并且治疗过程鼓励采用“土方”“土法”，预防为主、群防群治，使农民获得了“一把草药一根针”的低水平的初级医疗保健，实现了“无病早防、有病早治、省工省钱、方便可靠”的医疗目标。
——选编自孙淑云郎杰燕《中国合作医疗治理六十年变迁》等
材料 1942年，日军占领缅甸，切断了同盟国援助中国抗击日本的惟一通道滇缅公路。中国政府代表和美国陆军部长、陆军参谋长商议决定开辟后来称为“驼峰”航线的空中补给走廊代替滇缅公路，继续为中国提供抗战物资。
这条航线飞越印度、缅甸和中国三国，途经高山、冰川、热带虐疾区、原始森林和日军占领区，是世界上最艰险的一条航线。在这条航线上担任运输飞行任务的是美国陆军航空运输总队和中国航空公司，担任护航的是美国陆军驻印度的第10航空队和驻中国的第14航空队。“驼峰”航线在终止前的两年多时间里一共运输了80多万吨物资到中国，超过了包括滇缅公路在内的中国所有对外通道接受外援的总和。“驼峰”航线是二战最伟大的空运行动之一，据美国陆军航空运输总队文件的不完全统计：“驼峰”航线损失飞机563架，损失机组人员超过1500人。当时空运总队的飞机损失率高达20-30%，而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的损失率超过了50%。“驼峰”航线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选编自刘小童《驼峰航线》等
材料伍连德(1879-1960)，祖籍广东，出生于马来西亚，著名公共卫生学家，我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1911年1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他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4月，在奉天(今沈阳)召开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上，伍连德当选为主席，向来自日本、英国、美国、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奥地利、墨西哥和中国11个国家的医学专家系统介绍了中国这次防治鼠疫的经验。1918年，伍连德担任北京中央医院第一任院长。1926年，伍连德创建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担任第一任校长。1937年，伍连德出任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学会首届会长。
中国海港检疫始于1873年，但半个世纪里海港检疫权与海关主权一并控制在帝国主义者手中，由外籍医生担任检疫医官，为外国人服务。辛亥革命后，伍连德多次呼吁”自己办检疫”，向有关当局提出收回检疫主权、统一全国检疫事宜的主张。1930年，上海成立了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伍连德任管理处监督，接管了外国控制的海港检疫机构，为中国卫生事业开拓了新境界。1959年，伍连德在《鼠疫斗士》自传序言中写道：“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逝世，享年82岁。
——选编自管成学赵骥民《鼠疫斗士：伍连德的故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