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明初，皇帝下令废除中书省，不再设丞相，原来的皇帝—中书省—六部的政治体制发生变化，出现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的格局。皇帝既是决策首脑，又是行政首脑，事无巨细须经皇帝批准，于是，皇帝设辅佐机构内阁，帮助处理奏章，但内阁票拟之后的“批红”权，一直掌握在皇帝的手中。明朝省级行政实行三司分治制度，都直接向朝廷负责，以确保中央对地方权力的有效控制。这是明朝在行政制度改革方面的成功之处，也是明朝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的制度保障。
——摘编自《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材料一：在欧洲历史未入海洋时期以前，西方没有一个国家把提倡海外发展当做政府的大事业。西方人来中国者多半为个人的好奇心、利禄心所驱使。他们的事业与欧洲国家或民族的国计民生都没有关系。到葡萄牙人发现好望角的时候，欧洲的局势就不同了。这些国家的国王无不以提倡海外发展为政府及民族的大事业。那帮在海外掠财夺土的半海盗半官商居然成了民族的英雄。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人并不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各处的所作所为。这些西方的来客用他们最初到达中国的行为介绍他们自己，从而迫使中国人采取了某些他们认为理所应该的措施。中国人在封建时代是好客和没有民族偏见的，但从十六世纪以后，当中国人在自己的港口遇到暴行与杀戮时，中国人不得不对这一批新来的“不速之客”实行严格的防范和限制，采取必要的自卫措施，如采取封闭除广州外一切港口的严重步骤。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
材料一：1950年5月9日，法国外长舒曼向西欧国家提出了一份旨在建立一个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大胆计划。即建议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把煤和钢的生产整个过程交由一个高级公共机构负责掌管，目的是使大家在经济领域团结一致，并进而在政治领域相互靠拢。舒曼计划的中心观点是“欧洲建设非一时之力、一日之功”。这种渐进的一体化方式，有别于以往的各种方法……到了1986年，欧共体成员从原先的6国增加到12国。
——摘编自（法）法布里斯·拉哈《欧洲一体化史（1945—2004）》
材料二：在2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货物出口增长了20多倍，去年达1510亿美元，中国目前已成为第五大贸易国和第二大外国投资输入国……当其他人在编写游戏规则时，一个外向型的中国决不能袖手旁观。一个拥有越来越重要的出口利益的中国决不能没有可靠的、更多的进入全球市场的机会，而这种可靠性只有在多边体制中才能找到。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依赖于技术和现代化的中国决不能落后于如此迅速的全球化步伐。
——《中国和世界贸易体制》（1997年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鲁杰罗在北大的演讲）
材料一：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对象首先是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1955年，中国艺术团访问了法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同年7月，日本松山芭蕾舞团首次来华演出……1956年和1958年，中国艺术团曾经两次访问南美洲的智利、乌拉圭、巴西、阿根廷等国……“这一段时间的对外文化交流往往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开路先锋’和‘外交先行官’的角色”。
——摘编自张登德《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特点》
材料二：在当今世界向多极化发展中，东亚在世界上崛起，增强了东亚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东亚发展模式的成功，使东亚地区的国家更坚定了对自身文化的信心。这种自信更促成了一种“亚洲意识”的觉醒。1996年首届亚洲儿童权利与传媒会议通过的《马尼拉宣言》指出，亚太地区的大众传媒应尊重和保护亚洲社会的传统文化，向儿童提供富有亚洲特色的节目。
——摘编自关世杰《试论二十一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