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834年，清廷官员至英国使臣律劳卑广州信息商谈贸易问题，双方在各自应处的座位、方向、次序等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中方要求将自己的座位安排在会见大厅的北面（上席），英国则坚持将自己的座位置于大厅北面主席的突出位置。两者争执不下，商谈未能进行——摘编自王开玺《隔膜、冲突与趋同——清代外交礼仪之争透析》
材料二：1901年，虽经李鸿章讨价还价，清王朝仍被迫接受西方外交使团的礼仪要求，将外国使臣觐见清帝的礼仪说帖，作为《辛丑条约》的附件十九。其中规定：外国使臣递交国书时，清帝须派高于王公规格的轿子往来使馆迎送，同时派军队保护；清帝款宴各国使臣应在皇宫大殿内举行，并躬亲入座。
——摘编自王开玺《隔膜、冲突与趋同——清代外交礼仪之争透析》
材料三：二战结束后，接受日本投降签字国家的顺序是美、中、英、苏、澳、加、法、荷等，1946年5月，在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法庭上，最初法官次序排位是以美、英、苏、中、法为序，经过中国法官（梅汝璈）的积极斗争，最终法官席次依照日本投降书上受降签字的次序排列。必须认识到，在国际场合争席位、争排场，实际上关系到国家的地位和尊严。
——摘自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材料：从秦朝铸造“半两”钱开始，铜币主要以重量为名，汉代的“五铢”钱，“重如其文”，直到隋代，都被视为标准性的钱币。由于盗铸，剪凿良币以取铜等原因，钱币实际重量与钱币上铭文不符的现象时常发生。隋末，劣币盛行，“千钱初重二斤，其后愈轻，不及一斤”。币值混乱，影响流通。针对这种情况，武德四年（621）唐高祖下诏铸“开元通宝”钱，即在钱币上铸“开元通宝”字样（或识读成“开通元宝”），大小仿汉“五铢”，称作一文，亦称一钱，每十钱重一两，“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甚便之”，这成为衡法由十六进位制变为十进位制的关键。“钱”取代“铢”成为“两”以下的重量单位。此后历代钱币均称“通宝”或“元宝”，钱币上不再标识重量。宋代以后，使用皇帝的年号作为钱名逐渐成为常制，如“熙宁通宝”“光绪元宝”等。
——摘编自彭信威《中国贷币史》等
材料一：孔子极为倡导仁人君子之道。从理想人格的意义讲，孔子所谓的仁人君子不仅应关切个人自我道德品格修养，具备忠信、孝悌、克已、礼让、好学、知勇、仁恕等诸美德，而且更应怀抱经世济民的情怀，“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材料二：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已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教之。
近世，号为通经者，大都皆口耳之学，无得于心，既无心得，尚安望其致用哉？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
材料：1940年6月，当法国政府战败投降之际，戴高乐将军发起了“自由法国”运动，向法国人民发出了坚持抵抗的号召。他通过英国电台多次向法国人民发表演讲，指出法国输掉一场战役，但没有输掉这场战争；法国并不是孤立的，在它的后面还有一个广大的法兰西帝国；法国可以和英国结成同盟，它还可以利用美国取之不尽的资源。在英国政府帮助下，戴高乐重新组建了法国军队，并且很快投入到盟国在非洲和欧洲战场的战斗中。1941年9月，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成立，1943年改组为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并与各盟国建立了外交联系。1944年6月，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法国临时政府。诺曼底登陆后，法军与盟军一起参加了解放法国的战斗，并在盟军协助下解放了巴黎。1944年10月，英、苏、美等国先后承认了法国临时政府。联合国成立后，法国和美、英、苏、中一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摘编自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等
材料：丘处机（1148～1227年），登州（今属山东）人，19岁时投入道教全真派。全真派是当时新出现的一个道教派别，主张兼修儒、释。丘处机潜心研习，成为一方道教领袖。其时黄河南北陷于战乱，全真派徒众剧增，成为蒙古、金、宋竞相争取的对象。
1220年，应成吉思汗之召，丘处机偕弟子西行，历时四年，行程万余里，到达成吉思汗驻跸的雪山（在今中亚地区）。成吉思考常与他交谈，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成吉思汗深为认同，“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史载：某日暴雷异常，成吉思汗询问是何预兆，丘处机借此回答说：“人罪莫大于不孝，不孝则不顺乎天，故天威震动以警之。似闻境内不孝者多，陛下宣明天威，以导有众。”成吉思汗采纳了他的建议。
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撰写了《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记录了丘处机西行谒见成吉思汗的经历与见闻，流传至今
——据《元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