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东汉末年，强宗大族遍布各地。随着宗族势力的强大，他们逐渐控制了东汉政府选官任官制度，形成了“选士而论族姓阀阅”的局面，如汝南袁氏一族累世公卿，外戚窦氏更是公侯满门。强宗大族深刻地影响着基层治理。很多地方的郡县掾吏和乡官里胥就是由当地强宗大族把持。他们既要维护族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又要解决民间纠纷，甚至于担任乡里职务，处理乡里事务。
——摘编自李小红《中国农村治理方式的演变与创新》
材料二：隋创进士科之后，“取人之道益公，所举中原与边域之人才益均”。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但若没有科举制的配套，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史书记载，“（元）仁宗皇帝居潜，深厌吏弊作，其即位乃出独断，设进士科以取士。”美国学者罗兹曼说：“科举制度曾经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护儒家学说在中国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它构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模式。”
——摘编自刘海峰《科举政治与科举学》
材料一：须知那个时候的中国在充斥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天地里容纳若干资本主义的新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更好的宗旨来。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新事物在旧体内总是较有活力的因素，人们虽想把它限制在原先许可的范围内，是很难如愿的。以后向西方学习的发展历程，是在“中体西用”宗旨引导下迈开步伐的，又徐徐地冲击着“中体西用”的宗旨。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维新派也讲“中体西用”，但他们所说的“中体”，显然不包括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不包括封建的纲常名教，他们强调“中西并重”、“体用并举”，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就提出“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20世纪初年，梁启超就中外文化提出：“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严复也指出：“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
——摘编自龚书铎主编《中国文化发展史·晚清卷》
材料：王安石大部分的变法都遭到极大的挫折与障碍，到哲宗即位旧党执政时乃全遭罢除。变法是针对时弊的救国大计，然而何以会失败呢？原来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是纯从立法的本身着想，而忽视了执法时在技术上的问题与人事上的障碍。换言之，王安石的变法是偏重于“理想”，而忽略“现实”；王安石的个性执拗，他不愿谋求人事上的谅解与妥协，而一意孤行，驯致以往拥护王安石的人也变为反对党，造成众论汹汹，孤军作战的局面。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其富国太着重于开源而忽视节流。对于开源的办法，是想得无所不至，虽然在政府并没有聚敛的意思，但在官吏推行时，出入之际，就是难免不发生聚敛之弊。王安石一味重视变法的理论，而忽视吏法，吏治不良，何以行法？科举的改革与太学三舍法都是一种进步的措施，但颁布《三经新义》于学府，实乃多此一举。
——摘编自陈致平《中华通史·第五卷·宋辽金史前编》
材料一：因为像他这样一个人，只有把他的一生看作是为寻求永恒真理而斗争的舞台上的一幕，才能理解他。在牛顿以前很久，已经有一些有胆识的思想家认为，从简单的物理假说出发，通过纯逻辑的演绎，应当有可能对感官所能知觉的现象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是，是牛顿才第一个成功地找到了一个用公式清楚表述的基础，从这基础出发，他能用数学的思维，逻辑地、定量地演绎出范围很广的现象，并且能同经验相符合。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
材料二：积久利兴，获有盈余，然其修路之款，实贷自英，修路之人，亦聘于英。更不得不力任其难，勉负重望。于是昼则手胼足胝，夜则绘图计工，困苦经营，其成功之迟速利钝，初何暇计耶？……前尘回首，如在梦寐中！盖始则几忘其难，继则不敢畏难，且直欲自秘其难。浸假中道而废，其不贻笑于邻国者几希！
——詹天佑《京张铁路工程纪略·序》
材料一：二号坑内首先投放的是海贝、玉石礼器、青铜善面、凤鸟、小型青铜杂件和青铜树枝、树干等。……其后再投入大型的青铜容器和青铜立人像、头像、人面、树座等，最后投放象牙。头像和面像部分损毁并经过火烧，尤其是人面像，大部分被打坏或烧坏。象牙及骨器之类也明显地有被烧焦的痕迹，有的玉石器被烧裂。……结合文献记载，我们推测，当时的祭祀应有“燔燎”祭天、“瘗埋”祭地、“庪悬”祭山等形式，二号坑正是一次重大综合祭祀活动的遗存。
——摘自《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
材料二：一号祭祀坑开口于三星堆遗址第五、六层以下。从地层的叠压打破关系分析，此坑年代的下限不会晚于三星堆遗址第三期后段。陶器中的广肩平底罐和颈部施凹弦纹的壶，是三星堆遗址第三期出现的典型器物；尖底盏、器座是第三期偏晚出现的新器物。故可进一步推测此坑的时代为三星堆遗址第三期后段。器物的形制、花纹和铸造工艺与安徽阜南月儿河段打捞出的商代前期（晚于郑州二里岗上层，与殷墟文化第一期相当）的龙虎尊一致，据此，我们推测一号祭祀坑的相对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
——摘自《文物》1987年第10期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威塞尔的作品《夜》中关于人性之恶的刻画冷静得近乎冷酷，……囚徒之间为了生存资源的殊死争夺；囚徒领班因为相比其他的囚徒拥有可怜的权力，就可能对后者横加暴虐，在受害者的苦苦哀求中获得一丝优越感；……父亲病死的那一刻，因为恐惧看守的棍棒，他没敢给父亲最后的安慰。
——吴蕙仪《在奥斯威辛之后我们怎样生活——奥斯威辛幸存者埃利·威塞尔》
材料二：令人惊讶的是，这座闻名海内外的国家级博物馆，在其战后60多年建馆史上，从未新建一处新馆，其展厅就设在集中营的囚室内，……工作人员用高倍显微镜，从营员的皮鞋（文物）中找出如芝麻粒大小的各种虫子，钉在大头针上进行分析，然后找出相应的治理办法，还将成堆的僵硬变形的皮鞋进行软化和着色处理，修旧如旧。
——朱成山《原样原貌的奥斯维辛遗址保护》
材料三：意大利作家莱维对奥斯维辛集中营惨绝人寰的大屠戮记忆的建构理念和书写方式是犹太思维中最重要的遗产之一。他强调“不要把对大屠杀的反思‘降格’为专属犹太人的生存、道德或宗教问涉及对整个现代性工程本身的反思，从而把避免欧洲犹太人遭受的悲剧再次发生当成我们必须承担的普遍责任。”
——黄文凯、王晓燕《普里莫·莱维的奥斯维辛文学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