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宪法规定，德意志帝国的首脑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帝”，由普鲁士国王担任，由他的家族世袭。皇帝代表帝国，有权宣战、媾和、结盟、接受和委派大使。皇帝任命宰相和其它行政官员，也可以免除他们的职务。皇帝为陆海军最高统帅。皇帝被赋予召集两个立法机构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开会或宣布解散的权力，法律由皇帝签署并颁布。皇帝以下设帝国宰相，由普鲁士首相兼任，只对皇帝负责。德意志帝国没有内阁，仅有的一名大臣，就是帝国宰相，他本人又任命政府各部的负责人，称国务秘书，仅作为助手对宰相负责。宰相的主要职责大多数不是作为帝国首席大臣而是作为普鲁士首相来履行的。
——丁建弘著《大国通史：德国通史》
材料二：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基本，是在于把“万世一系”的“神圣”的天皇规定为统治权的总揽者。天皇拥有决定行使各部的官制、对文武官员进行任命等强大的行政权。因此，各国务大臣是对天皇负责，而对议会的责任却不明确。天皇在帝国宪法中具有广泛的权限。同时还规定天皇是神圣的化身，所以，天皇可以不必承担政治责任。根据这条规定，政府能够以天皇的名义对国民行使强大的统治权，又可以对国民及议会逃避政治责任。另外，条文上虽然承认信教自由，但实际上也是徒有形式。因为天皇是神道的最高祭祀者，神道事实上是国教，受到了国家的种种保护。
——（日）依田憙家著《简明日本通史》
材料：
时间 | 国家 | 贸易状况 |
1955年8月 | 埃及 | 签订贸易协定，埃及从中国进口钢材，中国购买埃及棉花。次年，中埃正式建交。之后，苏伊士运河危机爆发，中国政府向埃及提供了2000万瑞士法郎的无偿援助。 |
1955年9月12日 | 缅甸 | 中国售往缅甸的物资到达仰光：计13480吨钢材、266吨生丝、8000件棉纱、3000箱玻璃、5000条毛毯以及油漆、瓷砖、花布等。 |
1955年12月29日 | 缅甸 | 中缅签订缅甸大米与中国商品换货议定书。 |
1956年4月 | 柬埔寨 | 经济代表团访华，两国签订贸易与支付协定，双方各出口500万英镑的货物。 |
1956年5月 | 日本 | 日本政府同意与中国互派民间贸易代表。 |
1956年5月 | 巴基斯坦 | 中国与巴基斯坦签订了中国供应巴基斯坦30万吨煤的合同。 |
1956年6月 | 柬埔寨 | 中柬两国在北京签订了议定书，规定中国1956年至1957年间无偿给予柬埔寨价值800万英镑的援助。 |
1956年6月 | 马来西亚 | 马来西亚宣布取消不准向中国输出橡胶的禁令。 |
1956年10月 | 印尼 | 贸易代表团访华；11月，两国签订贸易协定，期限一年，双方各出口1200万英镑的货物。 |
1957年7月 | 阿富汗 | 中国与阿富汗签订两国间首个贸易协定。 |
1958年7月 | 苏丹 | 在苏丹困难之际，中国以易货方式购进100万英镑的棉花，推动了1959年初两国建交。 |
——摘编自刘磊《万隆会议与中国同亚非国家的经贸关系》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发展与亚非国家经贸关系的背景及特点。
材料一：小戏的崛起都是意味深长的事件，而这一现象无疑使得戏剧的价值体系更趋于民化。小戏的崛起是在两股相反相成的艺术力量的交汇中呈现出来的。由于社会的集约化程度提高，地区之间日趋开放，交流与沟通也日渐增加，此前在一个相对狭小、相对封闭的区域内流传的地方小戏，有更多机会吸收与汲取大戏的优长特点，甚至直接进入都市，并且大量吸收借鉴了成熟剧种的表演手法与剧目，使之逐渐走向成熟。
——傅瑾《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发展论纲》
材料二：小戏从19世纪以来就已经越来越显示出强劲势头的艺术平民化趋势，但是从延安时代开始它获得了诸多理论支持，因而更像是一场自觉的变革。1951年中央政府以政务院名义颁发的“五·五指示”明确指出，“中国戏曲种类极为丰富，应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与发展，鼓励各种戏曲形式的自由竞赛，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地方戏尤其是民间小戏，形式较简单活泼，容易反映现代生活， 并且也容易为群众接受，应特别加以重视。”1949年成立的新政府总是在种种场合突出强调其“劳动人民”的立场，正是由于各地的小戏被视为与“劳动人民”的情感关系更为紧密，因而较少受到“封建社会统治者”和“反动文人”的毒害，所以应该得到更多重视的艺术样式，兼之有延安时代对秧歌、眉户等小戏成功改造的经验，它们获得了与大戏几乎平起平坐的艺术地位。
——陈白尘、董健主编《中国现代戏剧史稿》
材料：开皇元年，杨坚刚做了皇帝，按照少内史崔仲方的建议，在朝廷废除北周模仿《周礼》所建立的六官制度，确立三省六部制度。开皇三年，在地方职官方面，把齐、周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开皇元年与三年，修订成新律《开皇律》，“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轘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减从轻。”三年十一月，下诏曰：“如有文武才用，未为时知，宜以礼发遣，朕将铨擢。”
从开皇元年开始，隋文帝、隋炀帝曾经三次继续推行均田制度。开皇三年，隋文帝又实行轻徭薄赋政策。
隋文帝还下令“大索貌阅”。朝廷按照户籍上的年龄和本人体貌进行核对。查出有谎报年龄者，基层官吏保长、里正都要流徙远方，并鼓励民户互相检举。根据高颎的建议，实行了“输籍之法”。朝廷规定划分户等的标准，每年正月，地方官负责在乡里挨户依照标准定等，当作征发差役、确定税额等的依据。
开皇五年，隋廷又在各地设置义仓。要百姓与军人都要按规定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以备荒年之用。
开皇九年正月，陈朝灭亡，全国又告统一了。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六卷
材料一：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他们的“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独立宣言》
材料二：现代民族国家起源于市民社会。所谓市民社会就是基于社会分工、私有制和商品的自由交换的基础上而组成的社会。非洲的市民社会是不发达的……部落体制根深蒂固，人们只有部落观念，只听部落长老的，政府和国家没有任何权威。虽然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独立后学习美国的政治体制，实行三权分立，但政治不稳定是独立后非洲国家最大的灾难。
——钱乘旦《世界现代化进程》
材料：1918年3月15日，根据列宁的建议，全俄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批准了《布列斯特和约》。3月17日，《布列斯特和约》也经德国批准并开始生效。《布列斯特和约》使苏俄丧失了100万平方公里、相当德法两国领土总和的土地，将近5000万人口，损失了煤占全国90%、铁矿占73%、工业设备占全俄的1/3、铁路的33%，还有大量赔款。
1922年 4月16日，德国、苏俄在热那亚近郊拉巴洛签订了《拉巴洛条约》，该协定共六条，主要内容是：（一）相互放弃要求赔偿战争费用、战争损失及战俘费用的权利。（二）德国放弃因俄国实行国有化对德国国家财产和私有财产造成损失的赔偿要求，但以俄国也不给予第三国同类赔偿为条件。（三）两国立即恢复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四）两国根据平等互利和最惠国原则建立贸易和经济关系。缔约后，1922年德国对苏出口增加1倍多，从苏进口增加了13倍。列宁认为它体现了“两种所有制的真正平等”。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四卷
材料：徐松，清代地理学家，1781年生于浙江绍兴，二十九岁担任提调兼总纂官，辑录了如《河南志》、《宋会要辑稿》500卷、《中兴礼书》等重要的唐宋典籍，并开始了他考据学的力作《登科记考》、《唐两京城坊考》的撰著。这些成果，奠定了他作为清代实学——乾嘉学派后期中坚的地位。
1811年因受诬陷、打击被清政府流放至伊犁。时任伊犁将军松筠，是一个有远见的封疆大吏，他在徐松的帮助下编纂、修订了一部名为《西陲总统事略》的志书，这部志书得到新继位的道光帝的青睐，于1821年赐名《新疆识略》，并亲自撰序，付武英殿刊行，“新疆”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的专有地名，首次被清朝启用。1819年，徐松赦还回到北京。他积极召集志同道合者探讨边疆问题，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研治边疆学问的氛围，当时热衷于西北边疆的学人几乎都和徐松“交往甚密”，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京师西北学人群”。后人评价徐氏的《西域水道记》和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几乎是学术界“双星”，开风气之先，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乾、嘉的琐节考据，引向祖国的西北史地和少数民族，“这是学术通向经世致用，通向救危图存的一条新路”。
——刘长明《徐松与<西域水道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