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天算推步之学，中法固远不逮西法，今法固大胜于古法，以疏密之不同也。故韬以为古法有用而今法无用。今法易时必变，而古法可以历久无弊。……数者六艺之一耳，于学问中聊备一格。……即使天地间尽学此法，亦何裨于身心性命之事，治国平天下之道；而使天地间竟无此法，亦非大缺陷事也。若夫鸟兽草木之学，其精者谓能得一骨可知全体，得一叶可辨全株，徒闻其语，未见其人。
──王韬《弢园尺牍》卷四
材料二：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故善为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五
材料三：顾论者徒夸张其水师之练习，营务之整顿，火器之精良，铁甲战舰之纵横无敌，为足见其强；工作之众盛，煤铁之充足，商贾之转熟负贩及于远近，为足见其富，递以为立国之基在此。不知此乃其富强之末而非其富强之本也。英国所恃者，在上下之通情，君民之分亲。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
材料四：王韬这一代，也只有这一代，才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从无火车到有火车的巨大跃进。这些也同样适用于王韬和孙中山个人。虽然孙中山代表了革命进程的稍晚阶段，在这种意义上他比王韬要新。但若就他们个人一生所包括的文化变化容量而言，从代际变化的相对观点（而非积累或展望的观点来看），王韬却比孙中山要新。
──【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
材料：侨置郡县是东晋政府为安置南来流民和士族，为保存其旧名按原籍在他们聚居的地区设立的地方机构。自东晋政权南渡以来，流民以及士族南迁者不计其数，在这期间侨置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侨州、侨县的数目繁多复杂，分布的地区广泛。东晋虽偏安一隅但仍然坚执正统，始终不承认自己的王朝变迁，而面对暂时难以收复的事实，只好以侨置名称来安慰民心，统一划分地域进行管理。东晋政府初建，需要增殖户口征收固，定的赋税。北方人口南来时间不长，大多抱有收复失地的希望，而这些行政旧有地理名称则成为他们感情寄托和怀念桑梓之情的地方。政府给予南迁的北方士族们更多的土地，使得他们在侨，置的名目下有了更多的特权，这些特权使他们重新恢复了以往在北方地方望族的势力。南迁人数不断增多，加大了政府的管理难度，除了根据侨民而设置的郡县以外，还有一些是在原有郡县名称上冠之以方位名称而命名的侨州郡县。而这些郡县名目的出现，却使得东晋地方行政区域复杂化。
──摘编自孙起《以东晋侨置郡县的设置简论北方士族的消长》
材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成为世界五大国之一，日俄战争后已存在的大国意识开始随之急剧膨胀，日本人对亚洲的优越感及指导者意识更是越发浓厚。当时鉴于欧洲战。场的惨状，预感西方文明即将走向没落的人比比皆是，认为东洋文明绝不劣于西洋文明。“一战”使“落后”地区各民族获得民族独立的良机，日本对殖民地的支配以及对中国大陆的膨胀也开始在理论上陷入困境。在一战的影响之下，趁着世界秩序的混乱，日本社会中以自我为中心试图构筑新地域秩序的构想开始大为盛行。小寺谦吉是此时期颇具代表性的亚洲主义者，他主张中日“应相互提携、相互扶助，为亚洲乃至全体有色人种，理应与白人展开对抗”。日本向中国提供智识，中国向日本提供物资。日对中施加军事援护，中国应在日本“指导”下实施改造，教育和文字语言上要采用“日本假名文字”等。小寺的大亚洲主义虽然在表面上主张中日两国的相互团结依存，但实际上却否认中国的地位，宣扬日本以“调和文明”来改造中国。
──摘编自刘峰《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问日本亚洲主义的理论与行动》
材料一：1850年英国驻福州代理领事金执尔替两名英国传教士租赁南门内乌石山上神光寺2间房屋居住，得到候官县知县兴廉批准。当时闺浙总督规定只允许领事馆设在城内，其他外国侨民只能居住在城外。这时，退休官员林则徐联合福州地方士绅，写信质问兴廉和英国领事，要求强行驱逐传教士，而福建巡抚徐继畲则认为应劝说传教士自行搬到城外以平息此事。不久，在京的一些福建籍的官僚先后上书成丰皇帝，称福州为省会，不可让外国人居住城内，并指责徐继畲偏袒外人，丧失民心，有汉奸嫌疑。于是咸丰下旨，1851年初两名英国人被迫迁出神光寺，搬至鸟石山道山观英国翻译官住地，事件遂告平息。徐继畲因“身膺疆寄，抚驭之道，岂竞毫无主见，任令滋扰”的理由被革职。此即近代史上著名的“神先寺事件”。（注：中英双方关于“通商口岸”的范围一直有争议。）
──改编自《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二》
材料二：徐继畲在回顾往昔岁月时说过：“在闽藩任内，偶著《瀛寰志略》一书，甫经付梓，即腾谤议。……旋因夷人租屋一事坚守成见，不敢启衅边隅，遂致弹章迭上，万矢环攻。”这大约都是徐继畲始料所不及的：前者使他享誉后世，后者却令他至今仍被人称为“妥协投降”。
──袁伟时《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