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法制起源较早。夏朝法律被称为“禹刑”，西周周公制礼，礼刑互补。秦朝制定《秦律》，以“轻罪重刑”为指导思想，刑罚名目繁多。唐朝制定《唐律疏议》颁行天下，规定了严惩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成为中国古代法成熟的标志和中华法系的代表。……自此，“法自君出，权尊于法”，“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家族国家本位，息讼无讼，实现社会和谐等成为古代中国基本的立法思想和价值取向，影响后世。……而古罗马法，私法（保护私人利益有关所有权、债权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发展异常充分，以个人权利为本位，权力服从于法律，公开审判，追求正义，法治精神贯穿于罗马法律体系之中。
——改编自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材料二：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取的政治、经济、法律特权，迫使中国匆匆迈入到近代，这种被动的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巨大断裂，社会现实和法律制度严重脱节。1902年，两湖总督张之洞以兼办通商大臣身份，与各国修订商约。在此期间，英、日、美、葡四国提出在清政府改良司法现状“皆臻完善”以后，可以放弃领事裁判权。清政府随后下诏：“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开启了清末司法改革，以因应形势变化，挽救权力危机。但在引进西方法律原则、制度的过程中，遭到传统礼教派的强烈反对，清廷秉持“旧律义关伦常诸条，不可率行变革……惟是刑法之源，本乎礼教”的修律宗旨，在移植和妥协中，艰难推进。
——改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律史》
材料：唐季五代以来，各路军阀自行募兵，“军旅之士，各知其将，而不识天子之惠。”北宋开国，宋太祖“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其后又以木梃为高下之等，给散诸州军，委长吏（指知州、通判）、都监等召募、教习，俟其精练，即送都下。”在平定江南过程中，宋太祖陆续释放各国军中被强征入伍的百姓，士兵入伍以本人“情愿”为原则。五代时因重金滥赏换取士兵效忠加速了募兵、养兵费用的无度飞涨，宋太祖则对士兵正当要求给予极大关注，并创立了廪禄制度，其中军俸根据资历和战功进行必要升降，如此在鼓舞士气的同时，又大大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为解决士兵出路，宋太祖还设置剩员制度。还规定，地方部队的精锐被抽调至京师充禁军，“老”、“病”及无家可归者归入剩员，主要从事官府、寺院、仓库等值班及洒扫杂务，其余既非“壮勇”，又不“老病”者则编入厢军。
——改编自范学辉《变法与变意：宋太祖募兵制度改革刍议》
材料：1940年7月底，德国秘密制定侵略苏联的计划……如何摆脱来自东方日本的威胁，重新成为苏联必须严重考虑的外交问题……还在1940年7月，日本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处理时局纲要》，规定调整苏日关系以适应南进之需。1941年4月13日，苏联、日本达成了《苏日中立条约》。条约除了肯定双方保持和平友好关系，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完整，在一方与第三国发生军事冲突时保持中立以外，还特别声明：“日本须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即外蒙古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联须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中国自然成为这两个国家相互妥协的最直接受害者……不过同时由于国际形势并未按苏联领导人的意志发展，苏联对华援助并未停止，延续到苏德战争爆发。条约稳定了苏联的东部边界，但激化美、英同日本的矛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援主要依赖美英。
——改编自李嘉谷《论<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实际影响》
材料：1941年8月，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要求全党广泛开展社会调查，张闻天率先响应号召，组织调查团到陕北、晋西调查。他认为调查研究工作做得是否充分，是决定一项工作成败的主要关键。他说：“从实际出发，首先应该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结合成的社会生产状况出发”。而要确认一切意见、决议、办法是否正确，必须在实践中找到证明。调查团整理的一系列调查报告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决策的依据，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随着调查的推进，张闻天的思想和工作作风也发生了巨大转变，从根本上摆脱了“左”倾思想的困扰，并对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他的调查研究思想体系完整丰富，为中国共产党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对今天的改革和建设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改编自杨志和、卫晓霞《延安时期张闻天调查研究思想探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