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殿试有对策一科，应考者要回答皇帝关于治国策略的问题。康熙、雍正两朝部分殿试策问如下。表
康熙二十七年 （1688年） | 商贩通行，经营域外物产，使我们的人民富足，其中确实有利无弊吗？ |
康熙三十年 | 汉唐（对经文）的笺疏，宋儒（对经文）的训诂，其繁简得失，义蕴的精深微妙，请予以点评。 |
康熙四十二年 | 治理国家，贵在政策适中。如果造作夸饰以求取名声，严峻苛刻以标新立异，即使立志廉政，人民也不能受惠。这岂不是变政革新却使人民烦困受扰，宽仁守旧则让人民休养生息？ |
康熙四十五年 | 标新立异，求取名声，以变政革新、稽查考核为能，则人民更加受累。朕希望大小官员都廉洁清白，和洽地统御人民，使人民安居乐业，没有狱案的困扰，应采用什么办法？ |
雍正二年 （1724年） | 朕真诚地希望兴政事、慎法令，为地方做益事……革新会苦于变乱更易，避事则必然荒废政务。严峻苛刻，（朕）就忧虑滋扰了百姓；优厚宽容，（朕）又担心姑息养奸。应该怎么做？ |
雍正二年 | 士是四民之首，必须有良好的操行，才能倡导优良的风俗教化。今天士人华而不实，甚至嚣张奸诈，岂不是浸润教化还不到位吗？推崇道德，罢黜奸邪，必须劝勉和惩罚互用吗？ |
雍正二年 | 朕希望地方官多方劝课农桑，使懒惰的农民尽力劳作，荒芜的土地都变得肥沃，有什么办法？ |
材料：虽然发展途径各不相同，但所有快速发展的国家都有一些共同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机制都是一样的，当初它们成就了英国和日本，如今也适用于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事实上，研究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已经发现，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四个轮子上，这四个轮子或者说经济增长的要素就是：人力资源（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变革。
——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十九版
请结合世界近现代史知识，论证其中任意两个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可以进行修改、补充、否定或提出新的观点，并加以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
材料：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在李滋罗斯（英国经济学家，曾担任英国政府最高经济顾问和国际联盟经济委员会委员）的协助下进行币制改革。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财务部发布《施行法币布告》：“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的银行钞票仍准照常行使，但以现行流通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逐渐以中央银行钞票收回；设立发行准备委员会，管理纸币发行的准备金；有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的银币或生银等，交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指定银行兑换法币；旧有以银币订立的契约，到期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为稳定汇价，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材料一：1952年1月28日，志愿军第42军第375团战士李广福在美军飞机过后的驻地金谷里雪地上发现有大量苍蝇、跳蚤等昆虫和蜘蛛，散布的面积长约200米、宽约100米。随后该团在外远地、龙召洞、龙水洞也发现了蜘蛛和形似虱子、黑蝇的昆虫，面积约6平方公里。该军认为：“此虫发生可疑，数地同时发生，较集中密集大，可能是敌人散布的细菌虫”。该军卫生科无法确认这些昆虫是否带有病菌。经过23天的调查研究，1952年2月19日，周恩来拟出了反细菌战要办的事情，并呈报毛泽东，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摘编自《第42军给志愿军司令部的报告》，1952年2月2日；周恩来关于反细菌战要办的事情给毛泽东的报告（档案），1952年2月19日。
材料二：朝鲜战争期间，苏联顾问曾协助朝鲜方面“伪造”控诉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证据，而中国政府提供了关于美军实施细菌战的“虚假”情况。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主办的《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998年冬季号翻译发表了这些摘抄件，并配有两名美国学者的考证文章，认为这些抄件（指苏联伪造细菌战的证据）具有可信性。
——日本《产经新闻》刊载驻莫斯科记者内藤靖夫的文章及其所收集原苏共中央12份档案摘抄件，1998年1月8日。
材料一：琦善，出生于一个满洲贵族家庭，在禁烟活动中有着出众的表现。1838年8月至11月，琦善共起获烟土15万余两，居全国第二位。至1840年鸦片战争时，琦善的正式身份是一等侯爵、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后改任两广总督）、钦差大臣。据传因与义律（英国代表）签订《穿鼻草约》，割让香港岛，赔款六百万银元，而被道光帝革职查办。当时的一些论著谈到琦善的举动时，采用了“贿和”（指琦善接受英国贿赂签订和约）的说法。
材料二：琦善致义律的照会：“查贵国来此通商，迄今二百余年，从无龃龉。只缘不肖商人夹带烟土，致绝贸易。本年贵国前来乞恩，事在情理。乃先占据定海，本不能不上干天怒。特缘本大臣爵阁部堂前在天津时，叠奏贵国情词恭顺，方简派本大臣爵阁部堂来此查办。否则大皇帝抚有万邦，人稠地广，添船添炮，事有何难？岂有因此定海一县，遽肯受人挟制之理？本大臣爵阁部堂之所以叠次照会嘱令交还定海者，亦正欲显有恭顺实迹，以便代恳恩施，冀行久远。兹犹喜贵公使大臣自天津以来，尚无滋扰，本大臣爵阁部堂方敢允为代奏。倘其间稍失恭顺，本大臣爵阁部堂已先获陈奏不实之咎，自顾不暇，焉能再为贵国筹画？而贵国既欲通商，若非处处恭顺，俟奉大皇帝恩旨准行，贵国又岂能安然贸易乎？事须从长计划，未可专顾一面。”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