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以后，在英国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此之前，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被看作上帝的杰作，一经创造出来，便永远不变。达尔文以充分的事实向人们说明，上帝造物是一种荒谬的神话。许多敌对者、保守派分子和宗教界人士对达尔文发起了激烈的攻击。著名的天文学家赫舍尔称达尔文的理论为“胡闹定律”。达尔文的朋友、地质学家塞治威克也写信给达尔文，说他读了达尔文的书后感到很痛苦。连一直支持他的菜伊尔也感到“人由猴子进化而来”这句话伤害了人类的自尊心。而英国教会更是气急败坏，叫嚷要“拯教心灵和打倒进化论”。尽管进化论在英国遭到诸多非议和质疑，但在德国受到学者的热烈欢迎。
——摘编自王觉非《近代英国史》
材料二：严复根据中国社会需求，对原作进行了再创造，从而使《天演论》具备了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成为适应当时中国需要的宣扬社会进化论的载体。以《天演论》为代表的进化论思想。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康有为认为，自然界的进化和社会发展变化的道理是相通的。他把公羊三世说加以现代化的解释，并描绘了“大同”世界的理想蓝图。孙中山以进化论为依据，宣传民权和民主共和的历史必然性，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思想。“世界万物皆由进化而成”，实行民权和民主共和制是符合自然进化规律的。陈独秀把达尔文进化论看作是近世三大文明之一，“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的理论武器。
——蒋慕东《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及意义》
材料：由于科技体制存在权力高度集中于行政机关、科研单位没有按照科研规律行事的自主权、科技工作与经济建设相脱节等弊端，阻碍了科技成果向生产转化。因此，对科技体制进行改革势在必行。1983年国务院成立科技工作领导小组，开始领导科技体制改革试点。1985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改革科研机构拨款制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改变科研机构与企业相分离，研究设计与生产相脱节；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1988年3月，国务院再次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提出扩大科研机构自主权，促使科研机构自主面向经济开发实体，国家在科研机构推行承包责任制，使科技体制改革获得重大进展。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
材料：王韬（1828-1897年）早年因同情太平军而见疑于清廷。1862年，他逃到香港，担任外国人主办的《香港新闻》的编辑。1867年，他前往苏格兰，旅居欧洲两年，看到了西方的文化和制度。1870年，他返回香港，任《循环日报》编辑。凭借这一有利地位，他抨击清政权内部的腐败，建议开发矿产、兴建纺织厂、制造汽船铁路、电报线和发展海军。他警告，不要过分依赖肤浅的西方制造技术；并且说，西方的强大在于其法律、公正，政治体系、民主选举和立宪政府。但是，他不是一个激进者，并不急切地要求中国古老制度的全盘西化，而是主张逐渐使西方有用的东西同中国的基础相结合。
——摘编自（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