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为画家徐悲鸿所作、经吴冠中改动的一副对联，寥寥两笔便将中国西北、东南大地的风光勾勒得传神入画。大约就在这副对联写就的那些年，地理学家胡焕庸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中国的东西之别，这就是“胡焕庸线”。“胡焕庸线”也称瑷珲—腾冲线，线的两端分别对应着黑龙江瑷珲（今黑河市）与云南腾冲。以此线为界，线东南占中国国土面积的43.8%，却生活着94.1%的人口，这里的经济生产以农耕为主；线西北人口密度极低，56.2%的国土上，人口只在全国占5.9%，游牧生活是这里的主旋律。胡焕庸用地理学家的视角，观察到了与画家笔下同样的风光。
如果说“胡焕庸线”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界分中国东西的一条人文地理界限，那么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划出了一条东西之界。司马迁同样以社会经济为考量标准，将天下划为山西、山东、江南与龙门--碣石以北四个区域，其中山西、山东、江南均为农耕区，物产或为谷，或为布，或为丝苎，或为鱼盐，唯有龙门—碣石以北所产为“马、牛、羊、旃、筋角”。龙门—碣石一线，就是两千年前的中国东西之界，龙门位于今陕西韩城市，碣石在河北昌黎县。从司马迁所在的时代，又过了一千多年，10世纪初，契丹人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建立了辽王朝，二十四史中的一部《辽史》记述了契丹人视角下的地区差异：“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猎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这次，辽人用以标定区域的界限是长城，此处的长城最有可能是北朝长城。北朝长城从北魏、东魏、北齐陆续修筑，将其联为一体，大体成Y型分布，长城南北同样有着“耕稼以食”与“转徙随时”的农耕之别。
从司马迁到胡焕庸，两千多年，界分东西的这条界限无论怎样确定，有一个事实是共同的，那就是在界限东西两侧，农牧这两种生产方式始终没有改变。于是，一个问题呈现在我们面前，东西界限背后是否存在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当代地理学告诉我们，中国大地上有一条隐形的界限，这就是年降雨量400毫米等值线。“雨露滋润禾苗壮”，农作物需要灌溉，年降雨量400毫米等值线以东、以南的东南之地，降雨能够满足农作物生长需要，北方旱地、南方水田都分布在这里。与此相对，这条降雨量线以西、以北，却因降雨量稀少而气候干旱，除有水灌溉的黄河河套与祁连山、天山脚下的绿洲，很难发展农业。与农业面对的困境不同，西部成为畜牧业的天堂。若仔细推敲，无论司马迁的龙门—碣石一线、《辽史》中的长城南北，还是胡焕庸的瑷珲—腾冲线，貌似其间有别，但根本都建立在共同的降雨量基础上。
(摘编自韩茂莉《何谓东西》)
材料二：
陶弘景曾在《答谢中书书》中写道：“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这里所说的“欲界之仙都”，指的便是江南地区。自古以来，江南便是文人雅士歌颂的对象，它景致如画、美丽富庶，也充满艺术气息，是人们的梦想之地。
但江南到底在哪?
顾名思义，江南指长江以南。狭义的江南指长江中下游平原南岸。广义的江南涵盖长江中下游流域以南，南岭、武夷山脉以北，即今湖南、江西、浙江全境，以及湖北、安徽和江苏的长江以南地区，有人甚至将福建也纳入这个广义范畴。
但江南作为一个文化概念，范围则小得多。历史学家李伯重认为，对江南的地域范围作界定，在标准上不但要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而且在人们的心目中应是一个特定的概念。
据此，江南的合理范围应当包括今天的江南浙北，即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后来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直隶州。这八府一州之地不但在内部生态条件上具有统一性，同属于太湖水系，经济方面的联系十分紧密，而且其外围有天然屏障，与邻近地区形成了明显的分隔。中国历史上曾有几次因战乱导致的大规模人口南迁，这使江南地区获得了大量劳动力和先进技术，肥沃的土地得到更好的利用，经济得以发展。江南地区成为重要粮食产区，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手工业和丝织业日渐发展。名城建康（今南京）在南朝时已拥有140万人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渐南移从长安一带逐渐移向苏杭，尤其在南宋时期，苏杭之盛景前所未有。
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文化的繁荣。江南文化将发达的经济和秀丽的风景完美融合，处处显露出灵秀之气，并体现于文学、饮食、戏曲和建筑园林等各领域。自六朝以来，江南的诗人、词人和戏曲家数不胜数，学风极盛，故有“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的说法。明朝有四分之一左右的状元出自江南；到清朝，这个比例增加到半数以上。
(摘编自叶克飞《何处是江南》)
不同地域的自然禀赋，往往塑造出迥异的人文特质。江南水乡河湖密布、气候湿润，。西北大地干旱少雨、草原广袤，。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生产方式上，更渗透到文化审美中： 江南文学多清丽婉约之韵，；恰是自然环境与人文精神相互滋养的生动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