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互联网高度普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普通民众得以更广泛地参与文艺创作，从欣赏者转变为创作主体，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新大众文艺”由此兴起。
文艺的兴盛与其传播载体紧密关联。在传统社会中，文艺传播主要依赖纸张、舞台，到了数字时代，则主要依托网络空间。微信、微博、直播和视频网站等新媒体平台，将海量、多样的文艺内容推至公众面前。新媒体的普及，打破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在传统意义上的界限，为劳动者参与文艺创作提供了便捷渠道。
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赋能，显著降低了文艺创作的门槛，推动了自媒体的蓬勃发展。如今，创作与发表几乎不再受限，个人只需一部移动设备，便可随时随地进行从写作、摄制到短视频创作的全流程，并实现即时发布。众多未经专业训练的新媒体创作者，凭借其原生、质朴、直面现实的艺术表达，形成了独特的吸引力，实现了粉丝量从数十到数百万的跨越式积累。
在此背景下，文艺创作从精英的神坛走向民间，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化，个体不再仅是文艺的接受者，更成为积极的创作者。“少数创作、多数欣赏”的传统模式，由此转向“多人创作、多人共享”的传播新格局，新媒体文学呈现出作者圈层化、读者分众化的鲜明特征。
摘编自《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
材料二：
数智时代的新大众文艺建设，机遇与挑战并存，关键在于媒介性与人民性的深度互动。
文艺的人民性内涵丰富。在传统模式下，其主要通过知识分子代言，侧重于反映人民生活与情感。而数智媒介的兴起，则通过大幅降低创作与发布门槛，为大众的自主表达提供了技术条件，从实践层面为全方位实现一种更具广泛性与参与性的人民性提供了可能。
数智媒介推动文艺表达从“代言”转向“自言”，AI技术的发展更进一步，将大众从传统信息传播中“刺激-反应”的被动客体，解放为能够在创造性“游戏”中进行欣赏、交互、重组乃至生产的主动主体。正是这种深刻的参与性实践，催生了具有高度主体性的“新的大众”。
媒介性塑造了“新的文艺”面貌，当代大众文艺具有通俗性，又蕴藏着一种独特的先锋性，突出表现为内容描写的虚拟化倾向。受虚拟生存与二次元文化的影响，作品常聚焦穿越、玄幻等题材，实现了从现实摹写到虚构世界构建、从肉身刻画到架空角色表现的转向。此种先锋性并非创作者的刻意追求，而是文艺内化数字媒介特性之技术自然演进的结果。
然而，我们不应陷入技术乐观主义，盲目夸大技术媒介对文化参与的影响。新大众文艺的建设需关注以下问题，以辩证的态度理解媒介性，避免滑向“唯媒介论”的陷阱。
首先，新大众文艺的建设不能仅依赖媒介技术的自发演进，而必须有意识地引入多元社会要素的协同支持。历史经验表明，文艺的大众化离不开社会力量的积极介入，例如延安文艺的成就便与当时的政策推动密不可分。正如鲁迅所言：“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因此，构建数智时代的新大众文艺是一项系统工程，其健康发展既需要政策引导与机制保障，也离不开社会环境的综合营造。
其次，媒介技术在提升大众文艺“可见性”的同时，亦可能造成新的“遮蔽”，其影响是一体两面的。一方面，媒介使人能随时随地接触文艺，通勤、家务等生活间隙的累积使用，客观上催生了微短剧、短视频等“微文艺”的繁荣，为新大众文艺发展创造了契机。另一方面，专业、深度的文艺欣赏时间被挤压，转化为碎片、躁动的体验。人们耐心消退、心神涣散，各类“×分钟看完”的速览与倍速播放模式，进一步助长了文艺消费的速食化与粗糙化倾向。
最后，媒介与商业的合作虽是推动当下大众文艺繁荣的重要动力，但商业逻辑也可能借助媒介技术形成对创作的隐性规训，导致文艺创作的异化。数智媒介兴起之初，创作一度因绕过传统门槛而呈现出自由、开放的生机，然而，随着商业力量深度嵌入平台运作，流量至上原则逐渐主导了创作与分发。这不仅在实践中束缚了创作者，更在根本上促使文艺创作不断制造并迎合即时欲望，从而滑向低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文艺要通俗，但决不能庸俗、低俗、媚俗。文艺要效益，但决不能沾染铜臭气、当市场的奴隶。”这为新大众文艺在市场经济中的健康发展，划定了清晰的边界。
摘编自《新大众文艺：从媒介性到人民性》
材料二围绕“新大众文艺建设”这一话题，层层推进：先阐述媒介技术拓展人民性内涵，推动文艺表达从“代言”转向“自言”，阐明新大众文艺建设的 ① ；再分析媒介性赋予新大众文艺的 ② ， 指出其具有通俗性和先锋性；最后还需要辩证看待技术媒介的 ③ ，指出新大众文艺建设需关注的三个问题，即社会协同、技术双重影响和商业逻辑规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