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人赵翼赞誉崔颢的《黄鹤楼》“楼真千尺迥,地以一诗传”,这一看法已见于南宋林希逸对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评论“凤凰台著名,以李翰林一诗也”。凤凰台和黄鹤楼各自凭借李白和崔颢的一首诗而名传后世,这就是宇文所安所说的好文章创造一个地点的现象。这个地点可以大到名山和城市,小至一处胜迹,从一座楼台亭阁到一块墓碑。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有关金陵凤凰台的记载始见于唐代,如《法苑珠林》记述东晋升平年间,“有凤凰集此地,因名其处为凤凰台”。南宋马光祖的《重建凤凰台》以淳熙时期保宁寺的壁记为据,也得出了“晋升平已有台”的结论。将金陵 凤凰台当作名胜来题写是自李白开始的。不过,从唐诗可知,金陵凤凰台此时即便存在,也还没有形成一处名胜 地标。李白以《登金陵凤凰台》向崔颢的《黄鹤楼》致敬并与之竞争,对他来说,凤凰台不过是一个方便的借口 或话题而已。
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至宋代影响渐著,题写凤凰台自此蔚为风气。但入宋之后:凤凰台屡遭破坏,长期处于荒废状态。建炎中遭兵火荼毒,1170 年陆游所见凤凰台已“废为大军甲仗库”。两宋时期地方官曾多次重建凤凰台,祥符年间“尝著亭于斯,斯楼斯亭,咸以凤字”;淳熙八年,“留守范成大重建,更榜曰凤凰台”。历史上的重建重修往往意味着改弦更张,另起炉灶,因为遗迹所剩无几,不足为凭。
既然如此,为什么反而是在入宋之后,出现了题写凤凰台的盛况并绵延不绝呢?在胜迹业已消逝或难以确认之际如何继续书写胜迹?书写胜迹又意味着什么? 周宝供的《亭台类序》或许道出了其中奥秘:
凡山川佳丽处,须起亭台楼阁乃足供游人之玩赏。然古迹多堙,倾颓殆半。其间可登览者固在所必纪,即有空名而无遗址可问者,亦必存焉,以俟考古者之穷探,更以期后贤之重建云尔。
这再次证实,题写名胜是一种非对象化的写作,后世的诗人来到此地,不只是为了看到凤凰台当下的模样, 更是为了将它从记忆中召唤回来。在所写的胜迹消逝或失去了确定遗址之后,书写本身变成了对它的补偿与替代。 消失的胜迹转化为文本,形成文本化的胜迹,并在文本中得以存活。题写胜迹既是关于胜迹的书写,又最终化作胜迹的一部分,甚至取胜迹而代之,或以其他的方式介入后世的胜迹修建与景观重构。在胜迹毁坏和消失后,正是题写胜迹的诗文继续维系着,也不断更新着关于它的历史记忆。
(摘编自商伟《“地以一诗传”:题写胜地的“迹”与“文”》 )
材料二:
就广义的书写而言,胜迹所关联的历史、文学、宗教甚至神话、民俗都至关重要,但最终既体现“文”而又显现为“迹”的,无疑是具有物质性的题刻,尤其是摩崖石刻。
对于胜迹而言,题刻不仅具有指认的作用,对其塑造也有一定的意义,尤其是山东境内那些以摩崖石刻著名的山川:泰山经石峪[注]金刚经、四山摩崖与云峰山刻石。泰山上有2500多处题刻,在巫鸿先生看来,它如同一座历史堆积起来的纪念碑,“山脚的碑铭年代相对较晚,越往上年代则越为久远,沿着这些题铭攀登而上,游客们感到自己正在一步一步地踏寻岁月的痕迹,深入历史。而岱顶的无字碑,则是沉寂的历史源头”。
明代文士往往通过选择什么样的时机出游,来将自己与普通游人区别开来;而乾嘉以后,随着金石成为时尚,寻访碑刻亦成为文人旅游的重点,其时踵出的登岱图及其题诗之中常见碑刻的内容,就是一个显见的例证。黄易
《铁桥先生登岱观摩崖碑》所描绘的是济宁金石收藏家李东琪观摩《纪泰山铭》的场景,两位游客对着唐玄宗书 丹的摩崖指指点点,整个登岱活动,黄易只选取了这一场景作为定格,可知观碑已然成为文人登岱的重头戏。
一方面,文字的题写借助于政治、宗教、文学与书法,参与了风景的塑造,但题刻与山水的关系是从属的,嵌入的,拓展的,不处于主要地位。虽说没有《金刚经》,便没有经石峪(或石经峪)这样的景点,但这丝毫不妨碍泰山仍是四海闻名的胜迹;另一方面,一些著名的摩崖石刻周边所汇集的种种题刻,相当于山水画中的题跋, 比如宋人陈国瑞题刻、明人所刻《大学》一章、万恭所题写的《高山流水石壁记》、李邦珍题写的“经正”、汪坦所刻《周颂》中的《般》等,这些后起的题刻不惟讨论《金刚经》的字体与年代,也涉及儒、佛二教在这片摩崖上所展开的某种竞争。但即便如此,题跋亦不能争夺本幅的地位,《金刚经》仍然是经石峪真正的胜迹所在。
(摘编自薛龙春《点缀山林:摩崖石刻与胜迹的塑造》)
[注]经石峪:位于泰山斗母宫东北,上刻隶书《金刚经》, 明隆庆年间万恭书刻“曝经石”。
“鹦鹉洲”。
D .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和王勃《滕王阁序》中有关“兰亭”的语句留给读者关于“兰亭”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