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世间万物皆有声音，整个宇宙都在低声吼叫。从宏大的宇宙到微观的粒子，能量在不断流动，这种流动正是一切声音的根源。声音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声波，是能被听觉器官所感知的波动现象，其中有自然发生的声音，也有人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音乐的声音。
雷鸣、风吼、虎啸、猿啼等声音现象，构成了复杂万端的自然声响。自然声响可以成为审美对象，如“呦呦鹿鸣”“要哽草虫”“伐木丁丁，鸟鸣嘤嘤”，这些诗句都是以自然声响起兴。自然声响和谐而有韵味，唤起了人的诗情，激发了审美感受，入诗后寄托了诗人的审美情趣。在这里，审美对象与人的生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言“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自然界的声音之美离不开它天然的和谐节奏、而这正与人展现自己生命力量的要求相适应。
音乐的声音是人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以人声和乐器声作为材料，不直接塑造形象，无确切含义。但音乐的声音却能表现人的感情，并激发人的感情，在表达情感的功能上与其他艺术类型相比，它甚至是最有优越性的。
声音有情绪意义。《乐记》中说：“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又由于心对物之所感的心境不同，也就产生了带有不同情绪意义的乐音。
声音有色彩感。朱光潜先生在《近代实验美学》中介绍，美国学者请一班学图画的学生听两曲乐调不同的乐曲，并要他们随时把音乐所引起的意象画在纸上，结果发现，各人所画的图画情景虽有差异，而情调和空气却十分相近：乐调喜悦时各图画的情调都很生动，乐调凄惨时各图画的空气都很黯淡。人们常说的“着色的听觉”，从上述事例中大体可见。在实验人对声音的色彩感觉时，研究者发现有些人听高音产生白色感觉，中音产生灰色感觉，低音产生黑色感觉。
声音有意象感。比如在一个阴雨寒冷的秋夜，一个人在屋内，瑟瑟的西风吹动着窗前的梧桐树叶作响，过了一会儿，风声渐渐停了，但雨声响起来了，雨滴梧桐，“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温庭筠《更漏子》）。就是这雨滴梧桐的声音，带着它的综合存在条件，成为了一种听觉意象。这种意象的生成，是对声音综合创造的结果，其中有主体的想象和移情。想象和移情善于借体而生，它能在自然声音中借体，更能在音乐声音中借体，有时竟使欣赏主体的东西代替了创作主体的东西。
（取材于王向峰《青年审美手册》）
材料二
声音如何表现，怎样对声音事件进行逼真的摹写，这是让故事讲述者挠头的大问题。听觉信号旋生即灭，看不见摸不着，对视觉信号我们可以勾勒其整体轮廓，描绘其局部细节，这些在听觉信号那里通常都难以实现。更何况对于人类日益迟钝的听觉来说，声音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刘姥姥没见过自鸣钟，在她听来它的响声就像是农村常有的“打箩柜筛面”，这种经验主义的错误是任何人都难以避免的。
因此，表现声音的最便捷的手段就是用象声词模拟。象声词在世界各民族语言中都有不同存在，其功能主要为表音，即《文心雕龙》所说的“‘喈喈’逐黄鸟之声，‘嘤哽’学草虫之韵”。汉语中有些象声词还有表意作用，如古人常把杜鹃、鹧鸪的啼鸣听成“不如归去”“行不得也哥哥”。英语中也有许多诗歌因鸟鸣而发，如雪菜《致云雀》以四短一长的诗行模仿四短一长的云雀啼鸣，这已属于上升到艺术层面的模仿。
用语言表现声音的手段有限，要想“如实”反映转瞬即逝的声音事件，运用模仿性的声音“听声类声”也是文学创作常用的方法，如李白《听蜀僧溶弹琴》的“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韩愈《听颖师弹琴》的“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等。
然而，仔细琢磨这些听琴诗，其中可供驱驭的听觉意象实在不多。一旦改变思路将“类声”调整为“类形”，挥笔的自由度骤然间增大，这时叙述对象已由无形的声音事件变为有形的视觉联想，更有利于故事讲述人“施之藻绘，扩其波澜”。如《老残游记》第二回“白妞说书”：
几啭之后，又高一层，接连有三四声，节节高起。恍如由傲来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来峰削壁千仞，以为上与天通，及至翻到傲来峰顶，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险，愈险愈奇。
作者明明写的是声音的盘旋缠绕与低昂起伏，展示在读者眼前的却是登山者不断向峰顶攀登的情景，让人惊叹作者的“听声类形”与白妞说书一样神奇莫测。再如雨果《巴黎圣母院》中对钟声的摹写：
你突然会看见——有时耳朵似乎也有视觉你会看见各个钟楼仿佛同时升起了一股声音的圆柱，一团和声的烟雾……你可以看见每组音符从钟楼飘出，独立地在和声的海洋里蜿蜒游动……你可以看见八度音符从一个钟楼跳到另一个钟楼，银钟的声音像是长了翅膀，轻灵，尖利，直冲云霄；木钟的声音微弱，蹒跚，像断了腿似地往下坠落。
文学世界多姿多彩，有声有色。它的丰富性体现着作者对世界的感知和创作的功力，也考验着读者的感知力与想象力。从听的角度关注文学叙事中的声音可以唤醒人们遗忘或忽略的感知，并激发人们对感知新的理解。
（取材于傅修延《听觉叙事研究》）
只听桂花阴里，呜呜咽咽，袅袅悠悠，又发出一缕笛音来，果真比先越发凄凉。大家都寂然而坐。夜静月明，且笛声悲怨，贾母年老带酒之人，听此声音，不免有触于心，禁不住堕下泪来。众人彼此都不禁有凄凉寂寞之意，半日，方知贾母伤感，才忙转身陪笑，发语解释。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病原菌对抗生素耐受性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抗生素的临床有效性，给细菌感染性疾病的治疗带来了新的挑战。
近日，国际知名期刊《危险材料杂志》在线发表了扬州大学兽医学院教授王志强研究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他们发现，食品添加剂脱氢乙酸钠可以诱发抗生素耐受性的形成，进而削弱了杀菌抗生素的临床有效性。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王志强介绍，与抗生素耐药性不同的是，耐受性的形成不依赖于耐药基因的获得，而是指细菌在不改变药物最小抑菌浓度（MIC）的情况下，通过调整自身细胞内的代谢水平来获得对外界药物的抵抗能力。
目前，这种表型耐药而基因型不耐药的菌株在临床上由于缺乏标准的检测方法，因此往往容易被忽视。但是研究表明，抗生素耐受性不仅是导致慢性和反复性感染的重要原因，而且能够促进耐药性的发展和进化。然而，目前对于抗生素耐受性产生的原因以及可能的外界诱导因素仍然缺乏足够的了解。
脱氢乙酸钠（DHA-S）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认可的一种安全新型的食品防腐剂，其被广泛应用于加工食品如面包、糕点、月饼、熟肉及腌菜，以及化妆品等产品中。在我国食品添加剂的标准中，在食品中允许添加的最高浓度为1.0 g/kg。然而，DHA-S 在食品工业中的大量使用引起的潜在健康风险仍有待进一步评估。
论文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扬州大学教授刘源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我们通过体外杀菌实验发现，亚抑菌浓度的DHA-S与病原菌的共培养显著降低了病原菌对多种杀菌抗生素的敏感性，且呈现剂量依赖性，但对于抑菌抗生素的敏感性影响不大。
然而，MIC测定结果表明，细菌与DHA-S共培养后细菌对抗生素的MIC值并未改变。基因组测序表明，细菌与DHA-S共培养后没有非同义突变的出现。
基于此，该团队推断，DHA-S 诱发了抗生素耐受性的形成而非可遗传的耐药性突变。在大蜡螟和小鼠感染模型中，他们发现，提前给予DHA-S处理的动物，在后续的抗生素治疗中表现出更低的存活率，表明抗生素的体内有效性受到削弱。
发现这个现象后我们着手调查其潜在的机制，刘源说。
深入研究表明，DHA-S通过多种分子机制促进了抗生素耐受性。
首先，DHA-S 抑制了三羧酸循环中α-酮戊二酸脱氢酶活性，阻止了α-酮戊二酸向琥珀酸的转化。该过程诱导了细菌代谢中的乙醛酸分流，导致氧化还原反应中电子供体NADH降低，最终抑制了细菌细胞的呼吸。
其次，DHA-S促进超氧化物歧化酶等抗氧化酶的活性，增强了细菌抗氧化防御。同时，DHA-S增强了细菌外排泵的功能，减少抗生素胞内累积，减轻氧化损伤。这些分子机制共同作用导致细菌对抗生素耐受性的形成以及抗生素疗效的下降。
该研究不仅阐明了DHA-S在细菌感染性疾病治疗中的潜在危害，而且揭示了抗生素耐受性和细菌代谢之间的关系，为抗生素耐受性的形成及防控策略提供了新的见解。
（《危险材料杂志》2022年4月）
材料一：
许多人欢喜从道德的观点来谈文艺，从韩昌黎的“文以载道”说起，一直到现代“革命文学”以文学为宣传的工具止，都是把艺术硬拉回到实用的世界里去。一个乡下人看戏，看见演曹操的角色扮老奸巨猾的样子惟妙惟肖，不觉义愤填胸，提刀跳上舞台，把他杀了。从道德的观点评艺术的人们都有些类似这位杀曹操的乡下佬，义气虽然是义气，无奈是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他们不知道道德是实际人生的规范，而艺术是与实际人生有距离的。
艺术上有许多地方，乍看起来，似乎不近情理。古希腊和中国旧戏的角色往往戴面具、穿高底鞋，表演时用歌唱的声调，不像平常说话。埃及雕刻对于人体加以抽象化，往往千篇一律。波斯图案画把人物的肢体加以不自然的扭曲，中世纪“哥特式”诸大教寺的雕像把人物的肢体加以不自然地延长。中国和西方古代的画都不用远近阴影。这种艺术上的形式化往往遭浅人唾骂，它固然时有流弊，其实也含有至理。这些风格的创始者都未尝不知道它不自然，但是他们的目的正在使艺术和自然之中有一种距离。说话不押韵，不论平仄，作诗却要押韵，要论平仄，道理也是如此。艺术本来是弥补人生和自然缺陷的。如果艺术的最高目的仅在妙肖人生和自然，我们既已有人生和自然了，又何取乎艺术呢？
艺术都是主观的，都是作者情感的流露，但是它一定要经过几分客观化。艺术所用的情感并不是生糙的而是经过反省的。蔡文姬在丢开亲生子回国时决写不出《悲愤诗》，杜甫在“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时决写不出《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这两首诗都是“痛定思痛”的结果。艺术家在写切身的情感时，都必定把它加以客观化，必定由站在主位的尝受者退为站在客位的观赏者。一般人不能把切身的经验放在一种距离以外去看，所以情感尽管深刻，经验尽管丰富，终不能创造艺术。
（摘编自朱光潜《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
材料二：
艺术就是“人类的一种创造的技能，创造出一种具体的客观的感觉中的对象，这个对象能引起我们精神界的快乐，并且有悠久的价值”。这是就客观方面言。若就主观方面———艺术家的方面———说，艺术就是艺术家的理想情感的具体化、客观化，所谓自己表现。所以艺术的目的并不是在实用，乃是在纯洁的精神的快乐，艺术的起源并不是理性知识的构造，乃是一个民族精神或一个天才的自然冲动的创作。它处处表现民族性或个性。艺术创造的能力乃是根于天成，虽能受理性学识的指导与扩充，但不是专由学术所能造成或完满的。艺术的源泉是一种极强烈深浓的，不可遏止的情绪，挟着超越寻常的想象能力。这种由人性最深处发生的情感，刺激着那想象能力到不可思议的强度，引导着他直觉到普通理性所不能概括的境界，在这一刹那顷间产生的许多复杂的感想情绪的联络组织，便成了一个艺术创作的基础。
艺术的性质，古来说者不一，亚里士多德“艺术是模仿自然”，这话现在已不能完全成立。因艺术虽是需用自然的材料，借以表现，或且取自然的现象做象征，取自然的形体做描写的对象，但它决不是一味地模仿自然，它自体是一种自由的创造。它从那艺术家的理想情感里发展进化到一个完满的艺术品，也就同一个生物细胞发展进化到一个完全的生物一样。所以我后来的观察，以为艺术并不是模仿自然，因它自己就是一段自然的实现。艺术家创造一个艺术品的过程，就是一段自然创造的过程，并且是一种最高级的、最完满的自然创造的过程。因为艺术是选择自然间最适宜的材料，加以理想化、精神化，使它成了人类最高精神的自然的表现。其实各种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也很不同。譬如建筑艺术在建作方面就纯粹不是取象于自然，乃是随顺着几何学比例的法则；音乐也不是取象于自然；抒情诗更不是模仿自然，它纯粹是抒写主观的情绪。
（摘编自宗白华《美学与艺术略谈》）
材料三：
艺术家中的古典派，理论家中的理想派，都信奉理想的自然主义。他们承认自然之中有美也有丑。两只燕子，飞得最快而姿态最轻盈的一只是美的；许多耕牛中，最强壮耐劳的是美的；一个少女和一个老妇，前者是美的；两个青年，一个气色红润，一个贫血早衰，壮健的是美的。总之，在生物中间，正常的和典型的为美，完满表现种族特征的为美，发展和谐健全的为美，机能旺盛、精神饱满的为美。在无生物或自然景色中间，予人以伟大、强烈、繁荣之感的为美。反之，自然的丑是，不合于种族特征的，非典型的，畸形的，早衰的，病弱的。在精神生活方面，反乎一切正常性格的是丑的，例如卑鄙、懦怯、强暴、欺诈、淫乱。艺术既是自然的再现，凡是自然的美丑，当然就是艺术的美丑了。
（摘编自傅雷《艺术与自然的关系》）
文本一：
黄河
周立波
二十一日，部队陆续到了黄河边上。这就是历代诗人最爱歌颂的黄河，这就是音乐家冼星海同志在《黄河大合唱》里谱出了澎湃之声的黄河。
万道灿烂的阳光之下，黄河里面的无数冰雪的团块射出明亮的反光。这些冰雪的大块，浮泛在黄浊的水浪里，迅急地奔流。它们互相冲击着，发出嚓嚓的声音。
等待渡河的时候，我到镇上去找开水喝，和老百姓聊天。他们说，原先这里的房子要多些。日本兵几次打到了河东，毁了这里好多民房。依靠八路军英勇的守卫，日本兵从来没有渡过河来。我们和日本兵只隔一条水，但是陕甘宁边区始终是一块干净的土地，从来没有被日寇践踏。今天正在渡河东去的王震将军的部队里，就有好多保卫黄河的英雄。
我们挨次下了船。每船水手十一人，船一解缆，水手使劲地荡桨，大声地呼喊。那是一种粗犷的吼声，声音那么大，竟至超越了风声和波浪冲激船头的声音。到了中流，船不停地起落，并且一直往下流。水手们使尽力量摇桨，使尽一切力量呼吼。这是人和自然斗争的雄伟的场面。河风吹着，我们穿着大衣，还冷得发颤，水手们只穿着单衣，脸上的汗竟像雨点一样滴落。
到了河东的沙滩上，王首道同志站在那里遥望着河西，有一刻钟之久，不肯走开。我们已经离开陕甘宁边区了。王震同志还没有过来。他正在西岸指挥队伍，分拨船只。
我们沿着黄河走了十里路，才转入东边的山路。在河边看见的第一间房子的砖墙上，写着“时刻准备反扫荡，坚决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我记起了早晨在螅蜊峪看见有一堵墙上写着：“展开赵占魁运动，发展手工业。”隔一条黄河，一边是生产运动，一边是对敌斗争。
在河边，我们碰见了两个农民。他们都穿着蓝布棉衣和白布棉裤，头上挽着干净的白毛巾。其中一位提着一个大型手榴弹，另外一位腰间插着一支土造的手枪。这是民兵。提着大手榴弹的小伙子，仔细打量了我们的制服和武器，小声地对同伴说：“咱们的人。”我们要他们带路，他们十分高兴地走在前面，并且告诉我们，这里是临南县界。这里的民兵都会使用地雷，每个村庄的大路和小路都挖了雷坑。敌人一出来，地雷就埋好。我们经过的村庄，果然到处有雷坑。民兵送了我们十来里路，我们怕走得远了，耽误了他们自己的事情，请他们回去。但不料他们回去以后，我们碰到了一点麻烦。
我们经过一个名叫马塔的山村时，突然被一群孩子包围了。他们手执红缨枪，不让我们走，索看路条。我们说：“咱们是八路军，从河西来的，没有带路条。”一个为首的孩子说：“你们是八路军，咱们欢迎，可是八路军也得有路条。”我们又告诉他：“你们的民兵哥儿还送了我们一程，刚走。”他说：“咱不管，只要路条看一看。”我们被阻拦着，幸亏村里出来一个人，问什么事，知道我们是从河西来的八路军以后，他叫孩子们赶快让开路，让我们前进。
一路上，我们赞赏着村民组织的严密，有着这样的人民组织的地方，敌人是不容易逞凶的。
我们走了五十五里路，到了临南县府所在地刘家会。县政府把镇上最好的房子腾出来，让给我们住。晚上，睡在炕上，我们谈起了今天在黄河岸上发生的一件事情——
张米贵是一大队的战士，参加八路军已经有七年。他母亲听说儿子要经过家门，就拄着一根拐杖，来到黄河边上，等了三天，真就看见儿子了。她流眼泪，说不出话来。张米贵抱着枪伴着她坐了一会儿，要她好好地保重，并且说，自己会很快地回家。最后，他站起来说：“打日本兵，打那些反动派，是大事。娘，你回去吧。”于是，他赶快走开，怕她看见自己的眼睛。
就是这样，他别了母亲，赶上队伍，把一切经过报告了班长。从家门经过，他没有回家。
（摘编自《南下记》，有删改）
文本二：
小品文很小，人家或以为它只配供人消遣，不能载道。我则以为除供人消遣外，还须载道，其寿命才能长久。不过道也有一个分别。假如我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未免太艰深了。小品文所载之道，应该是众人易于明白的道理。世间有不少长篇大论，因其太长太大，只有以读文章为职业的人才有工夫去读它。又因其说理复杂曲折，也只有以读文章为职业的人才能读得懂。很好的小品文，就形式说，第一个原则，当为短小。近来常见一些小品文，其开张白往往占一两百字，太不经济。不过经济之极，也足以使小品文丧失其文章之“文”。小品文毕竟是“文”章。虽极短小，内部仍可以有严密的组织，仍可以有起承转合。一句抽象之道理，可以写三两句具体之说明，正面说了，还可以说反面。总而言之，小品虽经济，然而是“文”章。
（摘编自周谷城《泛说小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