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让我们取丁香或其他任何一种灌木的一个嫩枝来作为例子。在每片叶子和这个嫩枝的交角处，你将会看见一个芽。它注定要变成又一个嫩枝从第一个嫩枝上长出来，就像其他的那些芽——水熄或珊瑚虫的躯体上瘤一样的东西一样，在原来的生物身上分别变成新的水想或珊期虫。芽以及随后由它变成的嫩被和作为一个整体的树的关系，就好比珊期虫和被看成一个整体的一块珊瑚的关系。它只是一个芽，更确切地说是处于正在成形的过程中。它不会参与树的一般活动，必须等到下个春天长成嫩枝的时候才可以。在那之前它只是一个“婴儿"，必须依靠群体生存。
树的全部工作都落在当年生长的众多的带叶的数枝或嫩茎上。这些嫩枝是群体的“养父母”，它们从土康里吸收养分，又借助树叶从空气中汲取养分。到了第二年，可以说此刻如此勤劳的新生的嫩茎就退休了，它们将进入休息阶段。然而，此刻新长的芽将会发育成嫩茎，它们将会忙于执行这项共同的工作，直到其他的芽来代替它们。带叶的嫩茎代表的是当前的世代，植物的活动就落在这一世代上，不久后代表将来世代的芽将会出现。正是因为它们，此时的树才处在生长状态。最终，树干、大枝和它们的分支，乃至带叶的嫩枝将会变成过去的各个世代。这些老去的世代将不再活跃，有时甚至会死掉。可以说，它们构成了植物附着基。
我们有充足的敏据证明植物不是个体而是集体，是一起生活的个体的集合，把树比作珊瑚虫的附着基远远不单是一种措辞方式，还是对这个事实的精确表达。
根据语源学，“个体”指的是不可分割的。当然，这里不存在科学或物理意义上的物质的个体和强行分割的问题，它的意义包含把一个整体分制成或大或小的部分，而不考虑生命的维持那个微妙的问题。我们所说的个体是指可以形成一个活个体的，并且被分制后就会死去的任何生物。绝大多数情况下，分割动物就等于毁灭它，分割植物就等于让它繁殖。
葡萄农假如想在山坡上新开垦的耕地种植葡萄，他将会用修枝砍刀从一棵葡萄树上砍下和他想得到的菊萄树的数量一样多的树枝。当今欧洲的每个地方能我到的大量的垂柳中，全都是通过插枝一代又一代地繁衍而威的，源自于某个贵族十字军战士从巴比伦带回家并种在他的庄园的护城河边的树。
从这两个例子和其他许多的例子得出的结论很明显：葡萄树、垂柳，任何种类的树或植物不是个体，被芽包衰的枝条也不是个体，因为要繁殖这种植物只要从这个枝条上截取一个插枝就足够了。成功种植的唯一条件就是插枝必须至少带一个芽，严格来说的话，用分枝进行繁殖只要一个芽就足够了。有些新植物不是被种植到地里，通常必须被绑到一个树枝上，利用这个树枝来给它提供树液。这种从一种植物到另一种植物的芽移植或枝移植的方式就叫做嫁接——我们发现一棵树可以被再分成和它的树枝一样多的新的独立的植物，而它的每个树枝又可以提供和它的芽一样多的植物，但是这时候的芽不再是可分割的，把它分割就等于摧毁了它。因此，植物的个体是芽。
如果我们给一棵树嫁接另外一探树的芽的话，那么原来的群体是不会受新来者的影响的，不管原来的还是新来的都会按照它们各自的方式开花结果。我想提的是一裸梨树，通过嫁接的方法，所有梨的种类才得以在同一棵梨树上呈现。甜的、酸的、干的、多汁的，所有这些梨都在同一棵树上结成，忠实于它的种类特征，不是养育它们的树的特征，而是被转移到这个共同支撑体的各类芽的特征。
我想我的观点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了。我将用杜邦·德·内穆尔的初始定义下结论：“植物是一个家庭，一个共和国，一种活的洞穴，它的居民是在公共食堂里被公共储藏的食物养大的。"
(摘编自法布尔《植物记》)
材料二：
到过森林里的人就会知道，那里浓荫蔽日，因为树木都相距不远。如果是在杉树林，它们就更是相互紧挨着，它们挤在一起不是为了暖和，而是为了大家都能快快活活地成长，这叫做“共生效应”。共生效应的结果是共同繁荣，对大家都有好处。同种的植物可以有共生效应，不同种的植物也有共生效应。生物学所说的共生含义，主要是指不同种的两个个体在生活中彼此相互依赖的现象。
不过，正如达尔文所说的，大自然在表面看来，似乎和谐而喜悦，实际上却到处都在发生搏斗。植物为了自身的生存，它们之间的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如果说亲善是植物之间相互生存手段的话，那么，斗争就是植物最常使用的求生办法了。
有一种名叫铃兰的花卉，若同丁香花放在一起，丁香花就会因经不住铃兰的毒气进攻而很快调谢。既然植物间有亲善和斗争，我们不妨利用这一点，以达到趋利避客的目的。例如，棉花的害虫棉蚜虫害怕大蒜的气味，将棉花与大蒜间作，可使棉花增产。棉田里配种小麦、绿豆等作物，也有防治虫害，促进棉花增产的作用。
(摘编自何水明《植物：草木是有情感的》)
①“君子不器”，孔子认为君子作为价值的承担者，不能仅满足于掌握某种技能来实现个人物质追求，还要能够胸怀天下，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因此教育之重，首要在“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务本”，首先要塑造人格，做一个“泛爱众”“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人。一个人值得称赞的不是他的技能，而是他的人格，完善人格的培养，在某种程度上其意义要重于技能的培养。因此教育的重心应该放在“成人”“成德”上，并始终贯穿这一目标。
②孔子认为，技能培养必须以人格培养为基础。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一个人如果没有完善的人格，那么即使他掌握了一定的技能，却仅仅用来为自己谋事、谋食的话，也未必能为社会做出什么贡献，甚至若缺乏完善的人格，一个人掌握的技能愈高，就愈有力量危害人群。这从孔子对弟子的评价可以清晰地看出。比如他认为以“言语”著称的子贡不如以“德行”著称的颜渊。对同样以“言语”著称的宰我，孔子更是因其不行三年之丧而斥之“不仁”。冉有精于“政事”但他帮助季氏搜括钱财，孔子号召弟子群起而攻之：“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子夏以“文学”著称，孔子告诫他“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说明孔子评价弟子的首要标准是人格而非技能，绝不会因为其某方面的技能而对人格缺陷姑息迁就。孔子把培养学生人格作为教育首要目标，强调以完善人格为目标，重视群体和谐一致的个人发展而不是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发展。这是孔子教育思想的伟大之处。
③孔子不仅把人格教育作为教育的终极目的，还提出了完整的人格体系理论。“圣人”是孔子的人格体系中的最高层次，但圣人的境界即便尧舜也做不到，遑论普通人。但孔子依然提出圣人的目标，意在使人始终具有提升的目标。但这种几乎达不到的要求可能会使人产生畏难心理，从而放弃提升努力，甚至连较低的人格层次也达不到。因此孔子提出了比较现实的人格层次——君子——作为现实的目标：“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④君子是相对比较现实的理想人格，是实践礼乐文明和体现仁义价值的精英。具体来讲，“君子之道者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君子是具有通过修身努力培养仁、智、勇品格的人。君子还有四道，有九思，君子还须做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等。概言之，君子的品格可分为两方面：不仅要对己能“修己”，还要对人能“安人”。作为普通民众的先进分子甚至领袖，君子应担当领导人们实现“仁”的责任。所以孔子努力培养学生树立君子风范来引导社会形成良好风气，他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与小人泾渭分明：在做人上，“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在个人胸襟上，“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是政治文化的承传者，在社会上起到榜样的作用，对普通百姓的言行举止、思想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摘编自杜以向、王雪梅《孔子的人格教育思想》）
材料一
平等的态度、民主的原则、公平的价值尺度、和谐的气氛是大观园诗社的显著特点，其中寄寓着作者曹雪芹对理想的社会结构模式的思考。
先说平等的态度。林黛玉和史湘云在中秋夜凹晶馆联句中有“赏罚无宾主，吟诗序仲昆”之句，恰可以用来概括诗社成员在诗社活动和诗作评论上平等的态度。诗社中多次通过“拈阄”一类的形式来决定限韵和词调。如第三十七回初结海棠社咏白海棠时，迎春抽出一本诗集“随手一揭，这首竟是一首七言律”，即“递与众人看了，都该作七言律”。又让一个丫头随便说出一个字来决定韵部，那丫头正倚在门上，就说了一个“门”字。迎春又命这一丫头从韵部匣子这一韵部中随手拿出四块来，遂以“盆”“魂”“痕”“昏”四字和“门”字为韵脚。“拈阄”这一形式虽不科学，但却体现了“在机会面前人人平等”，为后边评诗的公正奠定了基础。
次说民主的原则。在始结海棠社时，宝玉就率先提出：“这是一件正经大事，大家鼓舞起来，不要你谦我让的。各有主意自管说出来大家平章。”接着他又点名鼓励说：“宝姐姐也出个主意，林妹妹也说个话儿。”于是宝钗说：“你忙什么，人还不全呢。”议事要待“人全”，也是民主精神的体现。所以可以说是在诗社创建之初，就是充满民主气氛的。后来因林黛玉偶然作《桃花行》，大家“称赞不已”，于是大家议定改为“桃花社”，林黛玉就为社主。林黛玉此时虽被推为社主，但当次日拟题时她提议“大家就要桃花诗一百韵”时，宝钗却道“使不得，从来桃花诗最多，纵作了必落套，比不得你这一首古风，须得再拟”。可见即便有了“社主”，事情怎么办，还得大家说了才算，其民主风气之浓，亦可见一斑。
再说公平的价值尺度。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价值尺度客观公正，是大观园诗社一大特色。初结海棠社时，宝玉即提议让“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的李纨“评阅优劣”，得到大家的赞同，这就首先从“人事”安排上决定了评诗的客观公正。咏白海棠的诗，众人都说黛玉的为上，可李纨说“若论风流别致，自是这首；若论含蓄深厚，终让蘅稿”，得到探春的赞同，众人亦再无异议，足见公平之外，李纨确能作到客观公正，不讲情面。又如众人作《螃蟹咏》，大家虽推宝钗之作为绝唱，但又指出其“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足见评价既公正，又有分寸。
这里没有勾心斗角，也没有“文人相轻”的传统恶习，有的是相互之间的衷心赞美和欣赏，这在诗社活动中处处可见。正因为大观园诗社具有平等的态度、民主的原则和公平的价值尺度，因而诗社自始至终都是人人心情舒畅，洋溢着欢乐和谐的气氛。
（摘编自杨安政、韦爱萍《红楼诗社--曹雪芹理想的社会模式》）
材料二
大观园的六次诗社中有三次是用抓阄的方式决定诗词创作的内容、韵脚，第一次咏白海棠、第五次咏柳絮词、第六次中秋联句。看似无心随意，却透露出在命运面前的无奈与无力，只能随波逐流。
最后一次中秋联句时，湘云就感慨，“偏又是十三元了”。一个“偏”字，一个“又”字提醒着读者这个“元”韵再次出现了。上一次写诗押“元”韵，是第一次咏白海棠。红楼诗社，始于“元”韵，而终于“元”韵，偶然随意之下，都是躲不过的轮回，逃不脱的悲惨命运，生命的轨迹不知不觉间画了一个圆，起点也是终点。“草蛇”蜿蜒曲折，“灰线”时隐时出，但却把开始与终点相连接。群芳们在白海棠诗中隐隐透露出的悲凉之气，在咏柳絮词中依然萦绕不散，悲剧意味更加浓郁。悲剧始终不可逃脱，兜兜转转，绕来绕去，最终都会走向开始早已设定好的结局。
白海棠的纯洁娇艳，却挡不住秋风秋雨，“芳心一点娇无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菊花的傲霜高洁，却挡不住季节的轮回，“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梅花的红艳倔强，却挡不住命运的无常，“冻脸有痕皆是血，酸心无恨亦成灰”。桃花的娇柔鲜妍，却经不起风雨的摧残，“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柳絮的洁白轻盈，却经不住人世的生离死别，“空挂纤纤缕，徒垂络络丝，也难绾系也难羁，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
离开了红楼诗社，迎春是懦弱的，惜春是孤介的，探春是功利的，李纨是枯槁的，湘云是憨傻的，宝钗是无情的，黛玉是爱哭的。但是在诗社里她们都绽放出了满身光华，展现出了不一样的生命色彩，不只有悲剧的阴翳与无奈。
红楼诗社的六次活动，经历了成立、兴盛、衰亡的过程。所有的主题无一不透露着“美中不足，好事多磨”“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的宿命思想。诗社的兴亡，是大观园兴亡的缩影，是整个贾府兴亡的缩影，是曹雪芹寻求出路希望的破灭。曹雪芹无奈地发现，即使自己已经意识到家族在一步步走向衰亡，自己也清晰地看到了社会的黑暗腐朽，也努力尝试了各种办法去改变去扭转，最后却发现只剩下了一声叹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座曾经庇护自己的大厦轰然倒塌。
（摘编自侯莉《诗社在＜红楼梦＞中的三重哲学意味》）
材料三
黛玉道：“既然定要起诗社，咱们都是诗翁了，先把这些姐妹叔嫂的字样改了才不俗。”李纨道：“极是，何不大家起个别号，彼此称呼则雅。我是定了“稻香老农”，再无人占的。”
探春笑道：“我就是“秋爽居士”罢。”宝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恰，且又瘰赘。这里梧桐芭蕉尽有，或指梧桐芭蕉起个倒好。”探春笑道：“有了，我最喜芭蕉，就称“芭蕉客＇罢。”众人都道别致有趣。黛玉笑道：“你们快牵了他去，炖了脯子吃酒。”众人不解。黛玉笑道：“古人曾云“蕉叶覆鹿”。他自称“蕉下客”，可不是一只鹿了？快做了鹿脯来。”众人听了都笑起来。
探春因笑道：“你别忙中使巧话来骂人，我已替你想了个极当的美号了。”又向众人道：“当日娥皇女英洒泪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潇湘馆，他又爱哭，将来他想林姐夫，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后都叫他作“潇湘妃子”就完了。”大家听说，都拍手叫妙。林黛玉低了头方不言语。
（摘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红楼梦》第三十七回《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探春——蕉下客 黛玉——潇湘妃子
材料一
至少在春秋战国，中国就已经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并逐步形成了精耕细作技术体系，这个体系的起点应该是如何把握农时。种植需要确定合适的时间才会有好的收获，它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需要各种自然因素配合。古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才有“天人合一”与“三才”（指天、地、人）思想的形成。
任何抽象的哲学理念都要有具体的操作措施才能实现其价值。如何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把握农时，实现天人合一，并获得好的收成呢？我们的祖先利用二十四节气掌握农时，加上北方耕、耙、糖（南方的耕、耙、耖）三者配套的抗旱保墒体系，再辅以中耕除草的技术，以少量土地养活众多人口，构筑了一条通往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路径。可以说，深厚的农耕基因决定了中国古代的文明类型，它促成了天人合一哲学的产生，进而孕育了二十四节气概念和抗旱保墒体系，构成了古代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所以说，二十四节气就是合理利用农时的典范，是当时发达的农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如今的中国农业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引进了西欧农业模式，加入了许多工业化要素。其中化肥与农药在作出贡献的同时，存在诸多难以回避的问题，比如耕地质量下降，黑土层变薄，土壤酸化，耕作层变浅等。环境污染的现象日益突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任务更加艰巨；生态系统退化明显，建设生态保育型农业的任务更加困难。二十四节气这一体系依然没有过时，这是因为不管农业生产如何发达，基础的原理不会变化，即依赖自然而生产。人们依然要遵循自古而有的尊重自然而非征服自然的知识体系，指导种植、养殖等生产的各个过程，找到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生产方式。二十四节气理念正以新的形式服务于中国当代农业。
传承二十四节气还可以对美丽乡村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不管工业化的程度有多高，乡村依然会是中国社会的最大板块，乡村的和谐依然要与工业化进程并行不悖。城乡之间的互动应该是双向的、良性的，不能因为工业化而让乡村失去了它应有的韵味。二十四节气时刻提醒人们、城市不能离开乡村。通过熟悉二十四节气，生活在都市的人们能够了解乡村，望得见青山，看得见绿水，记得住乡愁。
中国在未来将越来越多地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二十四节气如同中国文化的一张核心名片，有利于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当中国人提出“一带一路”的构想时，西方一些国家很不适应，认为这是中国试图主导世界的行为。实际上，中国的文化基因是以二十四节气为代表的和谐理念，不是征服理念，“一带一路”是用玉帛替代干戈的最好形式之一。在世界文明史的视野中，二十四节气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知识体系，只有在中华文明的和谐模式中才能产生。
2016年11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申报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实际上是无意间送给中国人的大礼。我们应该很好地使用这个名片，排除干扰，推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为整个人类谋福社。
（摘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徐旺生《二十四节气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及现实意义》，有删改）
材料二
二十四节气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保护传统知识与实践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也意味着对这一优秀文化遗产的认可和对中国承担保护职责的信任。这就要求我国积极动员各种社会力量，有序推动二十四节气的各项保护工作。
二十四节气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是古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中时令、气候、物候等方面变化规律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生产实践，是古代天文学和农学同步发达的结晶。其中蕴含的尊重自然、效法自然、爱护自然、利用自然、扶助自然的天人合一思想，更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二十四节气本来是大众的生产生活日用文化，始于西周，于春秋战国基本定型，于西汉完成记载。秦汉时期的中央集权体制——郡县制度为其推广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古人立国，以测天为急……察悬象之运行，示人民以法守”，通过官方推行，二十四节气才被普遍用于指导国计民生。2000多年以来，二十四节气既是国家行政的时间准绳，也是农业生产的指南针、日常生活的风向标。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让二十四节气扎根人心，回归生产生活日用，才是真正的保护与传承。一直以来，全国各地、各民族的人们不仅传承着二十四节气内在的中华文明的宇宙观和核心价值理念，而且对二十四节气进行了因地制宜、因俗制宜的创造性利用，形成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既有国家祭典，又有生产仪式和习俗活动，还有谚语、歌谣、传说、诗词、工艺品、书画等文艺作品。
二十四节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成功，有助于激起国人继承传统文化的热情，增强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也会进一步增强外国人士了解中华文化的兴趣，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选自人民网《二十四节气的文化意蕴》，有删改，作者张勃系北京联合大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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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这一天恰逢中国传统的立春节气。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标志冬天结束，春天开始。随着二十四节气倒计时，冬奥会开幕式缓缓开启。从雨水开始，至立春结束，一幅幅节气的美丽画面对应着中国古典诗词或谚语，将中国元素与冬奥会完美融合，惊艳了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