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 | 州刺史权力内容 |
汉武帝 | “限制地方大族兼并土地,打击地方高级官员不法行为” |
汉昭帝、宣帝 | 增加“镇压诸侯的谋反、民众反抗” |
汉平帝 | 增加“安置流民、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参与某些中央决策” |
时期地区 | 1840年前的构成 | 1840~1911年的构成 | |||||||||
总数 | 同业者 | 同乡者 | 总数 | 同业者 | 同乡者 | ||||||
数量 | % | 数量 | % | 数量 | % | 数量 | % | ||||
上海 | 21 | 15 | 70 | 6 | 30 | 71 | 69 | 97 | 2 | 3 | |
汉口 | 20 | 10 | 50 | 10 | 50 | 71 | 67 | 94 | 4 | 6 |
根据表格可以推断( )
材料一:秘密会党发轫于十七世纪。清朝人口由康熙后期的一亿多,猛增到1793年三亿一千余万,耕地和生产并不能相应增长,加上地主阶级的盘剥,大量劳动人口从农业和手工业的园地上被抛出来,日益崇尚会党“患难与共”,成为其最可靠的来源。会党势力固然遍及穷乡僻壤,但其组织枢纽和最活跃的部分,多在城镇。一些会党在其开始只是明末遗臣中的志士在民间秘密传播。秘密会党的活动十分复杂,既有抢劫勒赎、走私贩毒等,又有互济互助、武装反清等。
——摘编自陈旭麓《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
材料二:19世纪晚期,两江总督刘坤一(曾国藩的主要支持者)指出,“(会党成员)以后安分守法,无论为首为从,一律予以自新”,否则“一经访拿得实,定行从严治罪”,同时“力行保甲”,还要求清政府治理黄河,改善农业发展条件,但被清政府以实施困难为由拒绝。他认为:“屡次破获斋匪各教,其始莫不起于烧香祈福,迨徒党既众,遂造逆谋。”对于违反三纲五常的文娱活动一律取消。郑观应参与镇压会党起义,又说“(贤有司)亟宜设法扩充(善举)”,“好善之绅商任怨任劳经理其事”,“利已利人莫善于此(保险之法)”。
——摘编自郑观应《盛世危言》等
材料一:般而言,古代欧洲给予现代欧洲的主要历史遗产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而中世纪则为欧洲铸就了基督教文明。现代欧洲各国,无论西欧、东欧、南欧或北欧,皆是在此两大文明的融汇中创造自己的近现代文明的。
——引自王红生《20世纪世界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结合材料并运用欧洲相关国家的知识,围绕“近现代欧洲文明是希腊罗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融汇中创造的”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论证。(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逻辑清晰,史论结合)。
材料:从19世纪初开始,普鲁士逐步开始自上而下地改革农业中的封建农奴制度。1807年颁布的《十月敕令》,废除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允许农民有自由支配财产、自由选择职业等权利,但保留了与土地占有相关联的一切封建义务。1811年颁布《调整敕令》,农民可以用缴纳赎金和出让部分土地给地主的方式,把所占用的土地转归自己所有,并解除劳役和其他常规地租等封建义务。1850年3月的《赎免法令》,无偿取消农民的一些次要的封建义务(如打猎),主要的封建义务(如劳役和地租)仍须通过赎买或者出让土地。这样赎买封建义务的农民已扩展到大多数农户,当时曾设立土地银行,专门办理缴纳赎金的业务。由于赎买的条件苛刻,广大农民陷入了高利贷的罗网,结果又丧失了以高价赎买回来的土地。在此基础上,容克地主(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贵族地主)大量采用机器和化肥,加紧压榨雇农,逐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摘编自李纯武严志梁《简明世界通史(下)》
材料: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起因纷繁复杂。领土争端是伊朗伊拉克两国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阿拉伯河为两国界河,1975年两国在阿尔及利亚斡旋下签署的条约,将国界确定为阿拉伯河的中央。伊拉克认为将阿拉伯河水道与伊朗平分是对伊拉克大大不利。此外,波斯湾上的一些岛屿也是两国争执的对象。伊朗的伊斯兰教徒以什叶派为主,伊拉克吉虽然什叶派穆斯林占多数,但掌握国家政权的却是逊尼派及其领导人萨达姆。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掌握了国家政权的伊朗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号召伊拉克民众推翻萨达姆的政权。伊朗人口主要由波斯人组成,而伊拉克及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为阿拉伯人占多数。两族人民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大大小小的冲突,积累了不小的宿怨。此外,伊朗和伊拉克国内均存在作为少数民族的库尔德人,两国也都支持对方的库尔德人取得民族独立以造成国家分裂。其他阿拉伯国家则担心伊朗伊斯兰革命向周边地区扩散,暗中支持伊拉克,而伊斯兰革命的去西方化也使得西方世界对新兴的伊期政权没有好感,这些因素都加强了萨达姆入侵伊朗夺取阿拉伯河地区的信心。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
材料:章太炎墨学研究的三次变化,无疑与世道时局的变化紧密相关。他在维新变法时期归宗儒学,竭力尊孔,虽好先秦诸子,但主要是老庄,且未精读。他曾说“余虽少好周秦诸子,于老庄未得统要,最后终日读《齐物论》,知其多于法相相涉”,受康有为影响主治古文经学,于墨子治学不多。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对儒家的信任度降到最低,墨学研究兴于此时,是其彰墨时期。彰墨主要是处于救亡图存与排满革命所需要。此时他的批儒扬墨,还与当时康有为极力提倡的新教改革——创立孔教有关。康有为提倡保皇立宪,反对排满革命;章太炎则强烈主张排满革命,激烈地批判孔教,认为孔教不合中国革命所需;墨教则被认为是下层人民的宗教,具有对统治者的反抗性,有助于革命精神培养。
1914年后的批墨和抑墨则是一战后,他对于西方文明的重新思考后的结果。特别是1931年之后日本加紧侵华带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使其更加认同儒学,强调经书中蕴含的民族大义与国性修养之道。
——摘自何爱国《忧时之学:论章太炎的墨学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