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夏周时期，仓储制度已成为国家一项重要的财政制度。汉朝除中央直接管理的太仓、甘泉仓等仓外，郡县两级、各诸侯国、军队特别是边防兵系统也建了粮仓。隋唐两朝，规定官仓主要用来储存国家租赋收入的粟米。宋朝时期，正仓主要征收皇粮国税，各州县义仓，主要从官收的春秋二税中每石另收一斗储仓，常平仓每年夏秋两季以略高于市价收购粟米，本钱由国家财政统筹拨付，“嘉靖十四年，户科给事中管怀理言仓场钱粮皆户部职掌”，清代政府为调整地区间粮食流通，设江宁仓、台湾仓、社仓等，社仓于每年青黄不接时出借，以平复物价。
——摘编自李春媚《论中国古代的仓储制度》
材料二：隋唐时期是中国粮食储备辉煌发展的时期，其中位于洛阳的太仓（含嘉仓）是专为皇室、京官提供俸米的粮仓，主要盛纳全国州县所交租米，被称为古代中国最大的粮仓。
材料：国际法的起源可追溯到16、17世纪，和民族国家的兴起同时产生。1648年缔结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认了国家主权、主权平等的根本原确立了主权国家在国际法中的核心地位。伴随着殖民扩张，国际法中所包括的思想和价值被欧洲列强带到世界的其他地方。但中国等亚非国家非但没有成为国际法体系中正常的平等一员，反而随着主权被侵害不断沦为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一整套国际规则体系，逐渐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行为规则，构成了当代国际法。20世纪，尤其是1945年以来，许多具有不同政治、文化、社会和法律背景的新兴国家进入国际法律制度领域。它们对一些以欧洲为核心的概念和国际法原则、规则的效力提出挑战。由于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同时国际法还出现了新的分支学科——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发展法、环境保护法、海洋法、国际航空法、外层空间法等。
——摘编自周忠海《国际法史与国际法的发展》等资料
材料：新中国建立后，洋务运动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专题。最初，学者往往依据范文澜与胡绳对洋务运动的描迷与评判进行研究。但在1954年胡绳提出“三次革命高潮”论后，洋务运动由此被打入学术研究的“冷宫”。直到1961—1964年，洋务运动研究迎来小高潮，除了对洋务运动宏观意义上的性质讨论关外，在具体史实和相关洋务人物研究上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随着政治形势的不断恶化，小高潮昙花一现。
1979之后的二十年，学界发表洋务运动史的专论超过623篇，综合性专著、论文集、史料资料集，等等，举凡也有数十种之多，此外，全国性乃至国际性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相继召开。这些研究既有对洋务运动研究范式理论宏观意义上的检讨与检讨，也有个案实证研究的深入与新专题领域的拓展，这些研究丰富了人们对洋务运动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认识。
——摘编自邱志红《60余年来国内洋务运动史研究述评》
综合材料信息拟定一个论题，结合所学知识加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情晰。）
材料一：尽管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趋势，却不意味着现代化是理想的“天国”，现代社会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恰恰相反，现代化在解决某些问题（如物质匮乏问题）的同时，却带来了新的问题（如精神匮乏问题、资源耗尽问题），新问题甚至比老问题更多、更复杂，更难以解决。这种情况在整个世界都愈演愈烈了，已经引起人们的警觉。有些人甚至因此而怀疑现代化的合理性，怀疑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的发展方向。中国现代化需要意识到这种负面影响，有意识地避免这些影响，寻找一条真正有利于人类永久生存的道路，让人类能够自我完善。
——钱乘旦：《现代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材料二：人类社会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同时，人类也正处于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发展鸿沟日益凸显，局部冲突时有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正是基于对世情的科学判断，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的认同度不断上升，已写入联合国决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正在成为推动人类和平发展的价值共识。
——双传学：《从历史经验看科学判断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