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德国1960年和1981年劳动者数量统计
| 分类 | 雇佣劳动者 | 非雇佣劳动者 | |
| 组成 | 工人、职员、学者、经理、政府官员等 | 资本家、手工业者、商人、农民、独立的医生和律师等 | |
| 1960年 | 人数 | 2030万 | 600万 |
| 占就业人口比例 | 77.2% | 22.8% | |
| 1981年 | 人数 | 2230万 | 340万 |
| 占就业人口比例 | 86.5% | 13.5% | |
材料一 进入18世纪以后，商业化运作下的著述出版业为市民提供了共同关心的话题，共通的书面语随之形成、普及。自1872年起，福泽谕吉著书立说对国民进行启蒙教育，竭力倡导文明开化，推动和促进了新政府的改革。在国际关系上，他由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推导出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的观点，主张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引进近代科学技术成果。在确立民族国家的总体目标上，福泽谕吉强调“爱国”、“报国”等近代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
——摘编自陈秀武《论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形成》
材料二 20世纪初，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梁启超认为中国当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大民族危亡”，为此他竖起“满汉一家”、“合族救国”的大旗，提出了合族民族主义思想，试图通过国内各民族之间的联合来实现一致对抗外族入侵的目的。他曾在著作中提到“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梁启超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说：“吾国之生产力，其涨进实可惊，吾辈不可不尽全力以求新市场，此实今日最紧要之问题也”。
——摘编自郭秀云《近代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民族认同》
材料 1941年，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李鼎铭向大会提交了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陕甘宁边区根据党中央指示，成立精简整编委员会，制订整编方案。军委政治部发出指示，要求“抽调干部入校受训，实行干部轮训制度。”同时，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规定“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在某些最困难的区域，“应当打消主力军和地方军的区别，全部武装地方化。”1943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职责做出规定：中央政治局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各根据地经过精简后，党政军脱产人员一般仅占全区人数的百分之三以下，军政开支大为减少，人民负担随之减轻，并且部队、机关人员积极参加生产，改善了生活。
——摘编自吴志葵《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精兵简政》
材料 1899年和1907年的《国际争端和平解决公约》（海牙第一公约）第一次对以战争解决国际争端的所谓“绝对权利”施加了一些限制，要求各国对国际争端应尽量用和平方法解决。1919年6月订立的《国际联盟盟约》提出，“各缔约国为促进国际合作，保证国际的和平与安全，承担不从事战争之义务。”1928年8月订立的巴黎非战公约，禁用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手段，第一次从法律上明确否定了“战争权”的合法性。然而，三年后“九一八事变”，日本挑起了侵华战争；七年后，法西斯意大利发动了侵阿（比西尼亚）战争；十一年后，纳粹德国又发动了欧洲战争，三个法西斯国家的行为既直接违背了巴黎非战公约、《国际联盟盟约》，也是对国际社会早已确立的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公然敌视和挑战。
——杨和平《20世纪：战争、和平与国际法》
材料 1914年，钱三强出生于浙江绍兴。清华教授吴有训的讲座，激发了钱三强学习物理学的兴趣。1936年于清华大学毕业后，他担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严济慈的助理，从事分子光谱研究。在严济慈推荐下，钱三强得到去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学习的机会。作为弗雷德里克·约里奥的助手，他改进观测原子核粒子径迹的云雾实验室，把灵敏时间由原来的0.1-0.2秒，提高到0.3-0.5秒。接着，钱三强又创造性地制作出与云雾实验室相匹配使用的自动照相系统。1947年，继荣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后，钱三强又被法国国家研究中心提升为“研究导师”。
1948年，钱三强应邀回到母校，讲授原子核物理学，并积极筹建原子学研究所。在周恩来的关怀下，钱三强收到5万美元专款，用于购置核研究用的仪器设备。1955年，中央决定发展中国核力量，钱三强成为规划的制定人。1959年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后，钱三强担任总设计师，用4年时间成功研制原子弹，2年后氢弹又试爆成功。
——摘编自李崇寒《“中国核弹之父”钱三强的传奇人生》
材料 中国自有信史以来，环境可说未曾大变。北方的游牧民族，凭恃武力，侵入我国的疆域内是有的，但因其文化较落后，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它还不得不弃其生活方式而从我，所以经过若干年之后，即为我们所同化。当其未被同化之时，因其人数甚少，其暴横和掠夺，也是有一个限度的，而且为时不能甚久。所以我们未曾认为是极大的问题，而根本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应之。至于外国的文明，输入中国的，亦非无有。其中最亲切的，自然是印度的宗教。……但宗教究竟是上层建筑，生活的基础不变，说一种宗教，对于全社会真会有什么大影响，是不确的。所以佛教输入中国之后，并未能使中国人的生活印度化，反而佛教的本身，倒起了变化，以适应我们的生活了。……至近代欧西的文明，乃能改变生活的基础，而使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彻底起一个变化，我们应对的困难，就从此开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这个大变化上。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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