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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军
裴先生教我的时候，已经五十多了，膝下似无儿女，常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冬天裹条黑色的围巾。布鞋白袜，走路慢腾腾，很轻，总像在思考什么问题。苍白的脸上架了一副黑框眼睛，不怎么爱笑，颇有些落拓书生的样子。
裴先生早年毕业于名校，他那时教两个班的语文，最喜欢两个大文人：苏东坡和鲁迅。上课时，讲着讲着，就讲到东坡居士和迅哥儿那里去了。久而久之，我也爱看鲁迅，半懂不懂地读《呐喊》《彷徨》。
裴先生是城里人，他的普通话极标准、流利，没有一点点方言的尾子。仅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这些乡下的少年佩服不已了。
总之，裴先生就是与其他老师不太一样。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似乎还有些风度翩翩的感觉，这感觉，说不上来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在我心中，就是觉得他与众不同。
我总是满心欢喜地期待着语文课。
记得裴先生第一次布置我们写作文，写家乡的树，我就写了柿子树。文章的构思模仿鲁迅的《秋夜》，开头便是：“我家屋前有一棵柿子树，还有一棵也是柿子树……”，如此等等。隔了一天，作文批改发下来了，我先小心翼翼打开，想看看究竟得了多少分。要知道，在裴先生任教之前，我的作文总在班上排名第一。
而这次，我只看见一个刺眼的“58”分，我不敢相信，但红笔写的分数，像块图章那样印在那里，赫然在目，确凿无疑。那是我自从上学写作文以来，绝无仅有的分数。那个博学而有风度的裴先生，那个说普通话曼妙地像蝴蝶飞舞的裴先生，竟这样无声地给我了一巴掌。我的脸腾地一下子很烫，心仿佛跳到了嗓子眼。整整一堂语文课，裴先生像往常那样讲得抑扬顿挫，也许，比以前讲得还要好，他似乎又提到了“痛打落水狗”的鲁迅，因“乌台诗案”下狱的苏东坡……我恍恍惚惚，挨过了漫长的一课。
放学后，我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拿着作文本，硬着头皮敲开了裴先生宿舍的门。那是一间低矮的平房，门前搭了一个花坛，里面种了一排凤仙花，还有金鱼草。旁边是一棵很大的柿子树，果实熟了，高处无人采摘，上面停了几只啄食的鸟雀。
裴先生听我结结巴巴说明了来意，却不做声，只见他拿出上衣口袋挂着的钢笔，转身在旁边的纸上写了一个题目，用中指敲敲那几个字，然后点点头，盯着我。我立刻明白了，他要我现场重写一篇。我又羞又气，觉得自取其辱，但急中生智，打好提纲之后，略加思索便一挥而就。写完天已向晚，夕光从西边流进来，照在裴先生冷冷的脸上。他依旧不说话，却从窗前的方几上拿了一只火红的柿子递给我。我拿了，头也不回一直走，快到家时，才发现手上还捏着软软的柿子。柿子已经裂开了，手上全是汁水，我心头顿起无名火，一气之下，将那柿子扔得老远。
第二天语文课，我故意迟到了一会儿，及至推进门去，先吃了一惊，裴先生早已站在讲台前，他通常会稍晚到的。我低着头，故意不去看他。想不到，耳边忽然传来他那抑扬顿挫的嗓音，他喊住我，我以为又要挨批了，但也不再紧张，慢慢镇定下来。想不到，他很平静地说了一段让我终生难忘的话。“在上课之前，先说明一件事，上次布置了一篇文章让大家回去做，这位同学的文章，我在批阅时以为是抄袭哪本书上的，所以给了不及格的分数，后来这位同学主动来找我，我当场命题，让他重写了一篇，待我仔细读了第二篇后，方才知道错怪了他，为此我向他道歉！”
说完，他竟对我作了一揖，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接受这样的古礼。接着，他将我那篇文章在班上当场朗读起来，读得声情并茂。我恨不得将头埋到书桌里。同窗轻轻碰了我一下，我不知道是因为心情激动还是没坐稳，整个人一下子跌倒在地，顺带把桌上堆得高高的书本全拉了下来……
那次误会之后，我却因祸得福，得以经常出入裴先生的宿舍，在他的鼓励和指点下，我的文章经常出现在学校板报上，有时还被作为范文贴在橱窗里。每每在天黑无人之时，我悄悄溜到那儿，借着路灯，瞅上一眼，然后心满意足地走回去。毕业后，我总记得裴先生那抑扬顿挫的声调和临别时的嘱咐，“人不吃饭会饿得慌，人不读书会浮得很！”
离开学堂后，与裴先生联系并不多，但常常午夜梦回，想起他上课时，原本平静的神情瞬间被点亮的样子，他目光炯炯有神，像是要穿透窄小的教室，走到极远的地方去。
工作以来，我一直保持着读书写作的习惯，这都是受裴先生影响。我常想起裴先生那堆满书的宿舍。他其实并不藏书，只是热爱读书，而且愿意借给我们读。很多书上，都有他用铅笔写下的批注，不用说，这些书他都精读过。有的书，他还会在扉页写上一整页的读后感。我日后也养成了裴先生的读书习惯，喜欢在书上写写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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