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题：每小题2分，共计48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非选择题：
材料：下表是二战结束后美国对中国的六次重大战略误判。
| 第一次误判 | 国民党能赢得中国 |
| 第二次误判 | 中国人不敢出兵朝鲜 |
| 第三次误判 | 苏联解体，下一个垮台的是中国 |
| 第四次误判 | “市场化”必然使中国“自由化” |
| 第五次误判 | 中国将在“崛起”中“崩溃” |
| 第六次误判 | 中美关系是“第二场冷战” |
——摘编自刘明福《决策与信息——美国对华决策的六次误判》
根据材料，任选美国对华决策的一次误判提出自己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观点合理，论证有力，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制度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来减少环境的不稳定性。由于环境的不稳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们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使得每个对环境反应所建立的主观模型也不太一样，从而导致人们选择上的差异和制度规则的差异。
在分析人类知识的演化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它们大部分不能归功于突发性的重大创新，而应归功于适应性变革，即通过“试错”，通过对需求和不断变化的条件做出适应性反应的调整和改良而表现出来的创造性。
——摘编自[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
阅读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的观点(某一观点或整体观点)，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照抄材料观点，观点明确、史实准确、逻辑清晰、史论结合)
材料一：秦设三十六郡(实际略多)，郡下为县，郡守和县令都由皇帝任免。在这样的体制下，承担着日常治理重任的是县(含后来的散州)……汉代就有由虚到实的州，唐代有道，宋代有路，多少都近于元以后的省，充分体现出大一统实在太大，很难由皇帝直接管理州县。但在有“封建”传统的中国，这类介于中央和州县的机构，常容易产生所谓的“藩镇割据”。
——摘编自罗志田《地方的近世史：“郡县空虚”时代的礼下庶人与乡里社会》
材料二：传统社会，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权实际上无法完成其名义上承担的各种社会责任，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只能由一个双重身份的社会阶层来完成，而基层社会也期待着有这样一个阶层代表它与高高在上的国家政权打交道，这就是“乡绅”阶层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乡绅一方面被国家利用控制基层社会，另一方面又作为乡族利益的代表或代言人与政府抗衡，并协调、组织乡族的各项活动。
——摘编自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
材料三：1982年九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报告》，正式拉开了国务院精简、合并机构的序幕。地方政府根据中央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导思想，1983年也开始精简机构。在经济发达地区，将省辖中等城市周围的地委、行署与市委、市政府合并，由市管县。同时，中央决定下放权力，扩大地方的自主权，主要是扩大省市地方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和权限，中央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开始由直接管理向间接控制过渡。
——摘编自张明军、吴新叶等《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分析》等
材料一：就宋代整个市场情况看，由一系列的城市、镇市和墟市组合而成的区域性市场，自小而大地发展起来了。这些市场可分为：以汴京为中心的北方市场，以东南六路为主的东南市场，由广南东西路组成的两广市场等。货币的发展是宋代商业发展在深度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宋代，金、银、铜钱和铁钱是主要货币。铜钱不仅在国内和周边各族之间流通，也在南海诸国流通。随着商业信贷关系的发展，宋代最先产生和使用了交子。
——摘编自漆侠《宋代经济史》
材料二：经过“商业革命”，欧洲已经快速富裕起来了。相应地，对贵金属的需求和供应空前增加；有了早期的银行信贷业务；出现了经过政府批准的各种股份公司、商业机构；每个国家都建立起自己统一的货币，以适应贸易和工业的需要。“商业革命”的深入发展与近代民族国家在欧洲成为普遍现实几乎是同步的。所以，在“商业革命”后期，所有民族国家都把“商业革命”抓在自己手里。这样“重商主义”也就应运而生了。
——摘编自陈乐民等《欧洲文明扩张史》
材料：梁启超在创作实践中，创造出一种政论文体，时人称为“新文体”或“时务文体”。新文体是从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开始的。新文体要求摆脱各种古文义法的束缚，打破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实行文体．上的大解放；对文章的语言“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强调文章要“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新文体为宣传维新变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以致“《时务报》起，一时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它不仅风靡一时，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文风都有深远的影响，如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等人都曾撰写新文体，只是他们的文章并非具有“新文体”的全部特点。所以后人评论说：“就文体的改革的功绩论，经梁氏十六年来的洗涤与扫荡，新文体的体制、风格，乃完全确立。”
——摘编自沈继成《梁启超与<时务报>》
材料：战后德国分裂，联邦德国一直不承认民主德国，视其为德国东部领土，并于1955年推行哈尔斯坦主义，即：不同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交的任何国家建交，联邦德国期望依靠美国和北约组织的支持来实现统一。但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深陷越南及经济衰退，以及联邦德国对苏联东欧的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等问题，迫使联邦德国的政治家们从60年代开始酝酿一个新的东方政策。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利．勃兰特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出任政府外长和政府总理，他主张用和平手段谋求德国统一。1969年勃兰特出任政府总理，继续推行缓和政策，最终完成了新东方政策的转变。勃兰特说：“我们的东方政策有三重目标：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同东欧各国关系正常化；暂时解决德国两部分的关系”。
——编自彭树智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
材料：许景澄于1845年出生于浙江嘉兴，原名葵身，字竹筠。1868年，他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其从政之初，正值洋务运动勃然兴起之时，许景澄广泛借鉴西方先进思想，提出“尔后国家大势必重邦交”主张，并果断放弃研习八股文，专治经世之学。在处理新疆帕米尔问题的过程中，许景澄深感中国的边疆地图十分匮乏，现有地图错漏百出，难以使用。例如清政府发来的电报中涉及的卡伦（边防所）方位，与现地查勤的位置居然无一符合，中国的地图上也没有明确标定出西部边疆的界限，使得外交斗争缺乏可靠的依据。在谈判期间，他又一次发挥了博文好学的特点，广泛查阅历史资料，借鉴英、俄、法等外国地图，经过认真考订，汇成《帕米尔说》《帕米尔图叙倒》《西北边界地名考证》等。
——王残阳《许景澄：悲剧的晚清外交家》
